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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學在何種意義上有助于部門法學
2019年11月06日 16:13 來源:《中外法學》2018年第5期 作者:雷磊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雷磊,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法哲學所面對的最大批評在于與部門法學及司法實踐的疏離。部門法學知識的主體是法教義學,而法哲學是關于法的一般哲學理論,兩者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疑難案件的場合。在法概念論的層面上,法概念爭議會影響疑難案件中法律規范之效力的認定,這可能但不必然會影響裁判結論,但必然會影響判決的整個論證和說理的思路。在法學方法論的層面上,法律適用基本模式的分歧會造成裁判論證方式上的重要區分,司法哲學立場的差異可能會對相同的案件得出不同的裁判結論。在法倫理學的層面上,規范倫理學立場間的對立會影響個案的裁判后果。總之,法哲學的作用方式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通常在法教義學框架和體系內發揮作用;它旨在復雜化而非簡化論證,試圖揭示問題背后深層而復雜的理論分歧。 

  關 鍵 詞:(部門)法教義學/法概念論/法學方法論/法倫理學/疑難案件/Departmental Legal Dogmatics/Concept of Law/Legal Methodology/Legal Ethics/Hard Cases 

  標題注釋:本文為“中國政法大學優秀中青年教師培養支持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 

  一、背景與主題

  (一)背景:“法哲學”何以成為一個問題?

  法哲學在何種意義上有助于部門法學?這個問題放大一些就是:法哲學有什么用?①從某種意義上說,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反映了法理學科自身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與法哲學的歷史境況與現實處境相關。學界曾在20世紀九十年代圍繞法理學科的定位以及法哲學(法理學)與部門法學的關系展開過一段時間的討論。當時大體上達成的共識是,法哲學(法理學)屬于法學學科體系中的基礎學科,而部門法學屬于通常所說的應用學科。長期以來,法理學者也試圖從這種定位出發去“指導”部門法學的知識生產,但卻遭受了不少的挫折。②而如今,這種挫折感越發地強烈。這或許與部門法學教義體系化程度的提高密不可分:自從深挖“專業槽”的口號被提出后,③部門法學走上了一條更加專業化、精致化的道路。不同部門法學者相互之間的理解更加困難,而法哲學與部門法的隔閡則更是日益加大。近年來,首先是憲法學者看到了法學內部學科整合的必要性,并致力于以憲法為法律體系的最高效力層級或價值背景來形成與其他部門法一體化的教義學知識體系。④但在這幅圖景中,法哲學是缺席的。

  缺席的主要根源在于對法哲學無用的批評。⑤這種“無用”首先是針對法律實踐、尤其是司法實踐而言的。不可否認,一方面,法學整體上是一門實踐性學科,而部門法學相對于法哲學最大的優勢就在于它更貼近實踐。另一方面,法哲學無法取代部門法學在司法實踐中直接得以適用。所以問題就在于,至少在某些部門法知識不可或缺的司法實踐場合,法哲學能否以某種方式來幫助部門法學解決疑難問題(甚至在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從而同樣與實踐發生關聯。如果能闡明這一點,那么法哲學的“有用性”及其對于部門法學的意義就將同時得到證明。

  (二)主題:“法哲學”與“部門法學”

  任何理論主張都以概念的清晰性作為前提。為此,我們需要先來討論這里所指的“法哲學”與“部門法學”意味著什么。為了弄清法哲學和部門法學的含義,我們需要對法學的基本構成有所了解。按照德國傳統的二分法,法學可以被一分為二,即法教義學與基礎研究。前者又可進一步區分,比如圍繞現行民法展開的民法教義學,圍繞現行刑法展開的刑法教義學等。基礎研究從別的學科視角出發來研究法律,比如從哲學角度研究法學就是法哲學,從歷史學角度研究的就是法史學,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則形成法社會學,等等。⑥由此可以明晰部門法學和法哲學的定位:部門法學知識的主體就是法教義學,而法哲學是關于法的一般哲學理論,位于法學和哲學之間。⑦它從哲學的視角出發來理解法,并不直接解決教義學上的問題。一般法哲學要解決的問題是哲學三大問題在法學中的投影——概念論(法是什么)、認識論(如何認識法/法律知識如何可能)、價值論/倫理學(什么樣的法是公正的)。⑧

  所以,“法哲學對于部門法學的意義”主要要解答的是上述三個領域對于(部門)法教義學在司法實踐中之意義問題。當然,在具體闡述意義之前,首先要說明兩點:其一,論述法概念論、法學方法論、法倫理學這三個分支之間存在互動,它們對于法教義學和司法實踐往往能以“嵌套”的方式對實踐共同產生影響:司法裁判首先接觸到的是法學方法論,通常情況下它的任務在于澄清法律規則的含義,并發掘法律體系內含的價值判斷。但在特殊情形中,問題可能源于法律規則本身的效力存疑,或法律體系內含的價值判斷不足以應對個案正義的要求。此時就會涉及法概念論和(或)法倫理學的層面。但具體到個案,其涉及的法哲學分支在重心上可能并不相同,所以在下文中采取了分別論述的策略。其二,并非任何司法實踐的場合都需要法哲學直接出場。法哲學對于部門法學與司法實踐的意義在疑難案件中展現得最為明顯。⑨與簡單案件相比,盡管疑難案件在數量上要少得多,但這并不能“克減”它在法哲學上的重要性。因為疑難案件雖然數量少,但對于法律制度和法學的發展而言卻權重很大。

  二、法概念論有什么用?

  (一)法概念論的核心問題

  法概念論的核心問題在于“法是什么”?如果說傳統的法本體論爭議直接圍繞“法律的本質是什么”這一問題展開的話,那么至少在當代分析法學者哈特之后,提問與追問的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法律的概念是什么”或者說“如何給法下定義”成為了法概念論的主要關切點。對法概念的追問并不是法學家的語言游戲,或者像德沃金所說的那樣是在“陰雨天猜謎做游戲”,⑩而是具有實踐上的影響的。這種影響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通常情況下我們所使用的法概念本身就內含著效力問題,即法是否“應當被遵守與適用”的問題。(11)說某個法有效通常就意味著我們有義務將它作為行為的標準與裁判的依據。從理論上講,我們在使用法概念來指稱某種對象時,既可以是包含效力訴求的,也可以是不包含效力訴求的。前者被稱為“包含效力的法概念”,后者被稱為“不包含效力的法概念”。(12)在有的場合,我們會使用不包含效力的法概念,比如當我們在法制史研究中用法概念來指涉唐代、明代的制度時,就不包含這是“有效的”(應當被遵守和適用)法這樣的訴求,因為它的對象是已經成為歷史現象的法了。但在大部分場合,尤其是在法律實踐的場合,我們使用的大多為包含效力的法概念,也就是說,當我們主張“這是法”時,已經隱含著我們應當將它作為行為依據,法官應當將它作為裁判依據這層意思了。并且這通常是不需要明言的。設想當一位律師在法庭上試圖說服法官適用于本案的“法律依據”是規范X,最后卻承認X是個無效的規范。這不僅是荒謬的,而且會被認為由于不當地使用了“法律(依據)”的概念而使得整個論證歸于無用功。確定法律規范有效是適用它來解決實踐問題的前提性問題,而法概念通常包含著效力的標準,這就使得法概念可能與法律實踐發生關聯。當然,在常態下簡單案件的場合,由于對相關法律規范的效力不存在疑問(所以效力問題盡管始終存在,但在簡單案件中卻被“自動”忽略了),按照現有的教義學就可以解決問題,所以(包含效力之)法概念與法律實踐的關系體現得并不明顯。但在不常見的一些疑難案件中,法概念論就需要直接出場,并且它的出場會直接影響案件的裁判。

作者簡介

姓名:雷磊 工作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職稱:教授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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