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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安全行政處罰的歸責原則
2019年11月06日 15:52 來源:《東方法學》(滬)2018年第20186期 作者:尹培培 字號
關鍵詞:網絡安全法/行政處罰/主觀歸責/歸責路徑

內容摘要:

關鍵詞:網絡安全法/行政處罰/主觀歸責/歸責路徑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基于網絡平臺表達機制的特殊性,《網絡安全法》以“發現違法信息”為前提課予運營者以網絡安全監管處置義務,確立了主觀歸責原則,要求網絡安全行政處罰以運營者具有“主觀過錯”為前提。實踐中,由于慣常的專項治理邏輯以及對《網絡安全法》所承載的積極促進目的的忽視等因素,行政機關在對運營商是否違反網絡安全保護義務的界定過程中,并未將法定的主觀要素考慮在內,導致了處罰行為的隨意性,對于未來秩序之可控性的過度追求也弱化了法治的約束。基于網絡安全保護之實效性與網絡法治秩序之平衡,應當通過“區分信息種類和內容”建構主客觀相結合的歸責路徑。

  關 鍵 詞:網絡安全法/行政處罰/主觀歸責/歸責路徑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網絡空間治理的行政處罰問題研究”(項目批準號:18CFX054)、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網約車的法律規制研究”(項目批準號:17FXC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尹培培,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江蘇區域法治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

  一、問題與研究進路

  信息技術給社會結構帶來了最深刻的變革,“因為不斷伸張和密織的互聯網,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瓦解了由電話公司、出版社、報刊編輯部等建構起來的人工秩序,實現了哈耶克所設想的那種分散而自律的構想。可以說,無論對不對、好不好,某種無組織、無目的、無計劃的‘自生秩序’已經出現在電腦世界,并且開始占優勢”。①此種變革也為法治提出了新的任務。正是在“網絡技術迅猛發展,網絡問題日益凸顯,網絡安全已成為關系國家安全和發展,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②這一背景之下,《網絡安全法》應運而生。

  《網絡安全法》為網絡運營者設定了網絡安全保護義務。通過對條文的解讀可以發現,該法以“發現違法信息”為前提課予網絡運營商及其直接責任人以具體處置義務,從規范層面排除了運營商對于“未被發現”以及“未能被發現”的違法信息所應承擔的法律后果,將主觀要素納入網絡安全行政處罰的責任要件。那么,該規定在實際運行中的狀況如何呢?因為《網絡安全法》剛剛頒布不久,這一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已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純粹的理論層面,對我國應當在行政處罰領域確立主觀歸責原則進行淺嘗輒止的探討和呼吁,③而忽視了這一制度本身的實效性。對于實踐層面運行狀況的關注不足或許無助于對主觀歸責原則確立和運行機理的理解,進而不可避免地對其在今后各個領域的適用產生影響。

  筆者以《網絡安全法》生效后的部分行政執法事例為研究對象,試圖從規范和事實兩個層面,對網絡行政處罰主觀歸責原則的實際應用狀況作一個考察,進而嘗試在我國行政管理機構獨特的執法邏輯以及風險社會的語境之下,對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規范層面,本文通過對《網絡安全法》相關責任條款及關聯規定的分析,嘗試歸納出立法機關將主觀要素納入網絡安全行政處罰的制度機理,進而探究其在現有行政執法體制下的效力問題。事實層面,筆者將以“騰訊、新浪微博等違反網絡安全法被重罰”事件以及“58同城、趕集網等因違法違規發布‘大棚房’租售信息被約談”等事件為分析對象,試圖從執法機構的處罰行為及處罰措施中探究網絡安全行政處罰主觀歸責原則在具體行政執法事例中的適用狀況。筆者嘗試將問題置于我國行政執法系統“政策實施型”行為邏輯的背景下,在當前風險社會這一語境中,對《網絡安全法》中的責任條款進行剖析,在規范分析的基礎上,明確其適用要件,并嘗試對其背后的法理依據加以梳理,同時對網絡安全主觀歸責原則在實踐運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剖析和解釋,以此折射出網絡安全處罰的內在邏輯,揭示其運行原理,并嘗試提出可能的解決路徑。

作者簡介

姓名:尹培培 工作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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