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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釋制度之法理反思與結構優化
2019年11月06日 15:11 來源:《法制與社會發展》(長春)2019年第20192期 作者:苗炎 字號
關鍵詞:法解釋制度/《立法法》修改/法理反思/結構優化

內容摘要:

關鍵詞:法解釋制度/《立法法》修改/法理反思/結構優化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針對司法解釋制度及其實施中存在的問題,修改后的《立法法》增加規范司法解釋的規定,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目前的司法解釋制度仍然存在結構性缺陷,主要包括:司法解釋范圍與立法解釋范圍的界分不合理且缺乏現實可行性,司法解釋備案審查制度與修改后的《立法法》對司法解釋進行的規制不匹配。為此,有必要有針對性地對司法解釋制度進行優化,主要路徑包括:合理界定司法解釋的范圍,完善司法解釋備案審查制度。

  關 鍵 詞:司法解釋制度/《立法法》修改/法理反思/結構優化  

  標題注釋:本文系吉林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我國司法民主理論與制度創新研究”(2015ZZ02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苗炎,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法學院副教授,國家“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司法解釋①制度極具中國特色。司法解釋并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但在中國特殊的法治國情下,其在保障法律正確適用、統一裁判尺度、保障公民權利實現、完善立法規定等諸多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長久以來,對于這樣一項影響重大的制度,在法律上卻缺乏充分的規范,由此產生的一些問題,也招致了諸多批評。②在此背景下,修改后的《立法法》增加規范司法解釋權行使的規定(第104條),無疑反映出立法對完善司法解釋制度這一問題的重視。《立法法》修改后,已有論者對該法第104條所蘊含的價值和意義予以了充分肯定,③然而,對于《立法法》修改后司法解釋制度仍然存在的問題,學界卻缺乏必要的關注和認識。本文試圖對此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立法法》修改前司法解釋制度的規范依據及實施狀況

  (一)《立法法》修改前司法解釋制度的規范依據

  司法解釋制度并不是隨著新中國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就出現的,1951年《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和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均沒有涉及司法解釋問題。1955年6月23日,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解釋法律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55年《決議》),首次就司法解釋問題作出規定。該《決議》第2條規定:“凡關于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進行解釋。”對于為何出臺這個決議,1955年7月5日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指出:“常委會收到了不少要求解釋法律、法令問題的來信。為了正確地處理這些問題,常務委員會在第十七次會議上通過了關于解釋法律問題的決議。”④“文革”結束后,1979年《人民法院組織法》對55年《決議》就司法解釋問題所作出的規定進行了修改,其第33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在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⑤的問題,進行解釋。”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幾部法律⑥以后,社會各界對法律解釋的要求不斷增多,⑦為此,1981年6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以下簡稱81年《決議》),其在司法解釋問題上延續了1979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3條的有關規定。⑧在《立法法》修改前,1979年《人民法院組織法》先后于1983年、1986年、2006年歷經三次修改,其關于司法解釋問題的規定的表述始終未變。

  《人民法院組織法》和81年《決議》對司法解釋問題的規定只在表述上存在些許差異,⑨在含義上并無根本不同。它們關于司法解釋問題的規定均十分簡略,甚至可以說是不充分的。哪些問題屬于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進行解釋,諸如此類的問題,《人民法院組織法》和81年《決議》均未予以明確。在此背景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司法解釋權行使的范圍和方式等并未受到立法的明確限制,主要依靠最高人民法院自身的裁量。⑩

作者簡介

姓名:苗炎 工作單位:吉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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