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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時代的權利理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權利理論的邏輯演進
2019年11月06日 15:00 來源:《法制與社會發展》(長春)2019年第20191期 作者:黃濤 字號
關鍵詞:權利主體性/權利本位論/應有權利/共同體;

內容摘要:

關鍵詞:權利主體性/權利本位論/應有權利/共同體;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自1980年代后期權利本位論出場算起,當代中國權利理論已經經歷了30余年的發展,這一權利理論的發展有其內在的邏輯進程。權利理論的發展反映了時代精神的變遷。當代中國權利理論誕生在1980年代張揚個性的文化氛圍中,在經濟和社會的開放性發展中得到了社會物質層面的支持。當代中國權利理論的興起與主體性哲學的興起相伴隨,也隨著我們對于主體性的認知而逐步深化。縱觀各個時期不同權利理論研究者的作品,可以看到,權利主體性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達,權利從一個表達個體自由選擇的概念,逐步發展為一個依賴于共同體、依賴于他者的有著內在結構的概念。當代中國權利理論正在走向一個共同體的權利時代。

  關 鍵 詞:權利主體性/權利本位論/應有權利/共同體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中國權利理論學術史研究”(16CFX00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黃濤,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研究員。

  “主體性”概念是當代中國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對于推動當代中國思想解放、觀念變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①當代中國權利理論的發展與主體性哲學的興起和發展有著內在的密切關聯,甚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代權利理論的發展過程正是主體性通過法律概念和法學話語的表征過程。主體性的最初含義是肯定個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承認人作為個體的自由選擇為正當。當代中國權利理論的興起正在于確立個人的主體性,或者更準確地說,在法學理論中首次確立權利主體的正當地位。

  但是,主體性的發展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一旦個體的自由選擇得到承認,個體接下來就沉溺在他選擇的對象中,于是遺忘了自身;或者從個體的自我出發,將一切外在于他的東西視為“非我”,視為自身的工具。由此導致了主體性面臨的危機,主體遺忘了自身與他者原本屬于一個共同生活的世界。這是我們通過黑格爾了解到的主體性概念自身的發展軌跡,也是為當代中國主體性的研究者承認的有關主體性內在邏輯發展的重要結論。②在當代中國權利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過程。本文將要展示的,正是以權利主體性觀念的發展為基本線索的當代中國權利理論的邏輯發展。③在這里,我們將看到權利主體的誕生,將看到權利主體陷入迷茫與孤獨,也將看到這個主體力求獲得他者承認從而進入共同生活的努力。本文將分別敘述權利主體性邏輯演進的上述階段,并在此基礎上揭示當代中國權利理論的發展趨勢,也就是走向一種以個體與共同體的和諧發展為導向的權利理論。

  一、權利本位論:當代中國法學權利主體的誕生

  1988年6月在吉林長春召開的“全國法學基本范疇研討會”,是當代中國權利理論發展歷程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次會議。④在這次會議上,出現了一種被稱為“權利本位論”的觀點。權利本位論強調現代法學應是權利之學,現代法學的圖景應該緊緊圍繞權利這一基礎性的概念來構建,這種觀點在與會學者們之間產生了極大反響,并在隨后擴展開來。⑤

  從長春會議的重要參加者和組織者張文顯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權利本位論出場之際有關權利的概念化分析。在提交給長春會議的參會論文中,他針對權利給出了如下定義:“權利是國家通過法加以規定并體現在法關系中的、人們在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或社會普遍利益范圍內做出選擇、獲得利益的一種能動手段。”在張文顯有關權利的這個定義中,我們發現,在此存在著一個權利主體,他擁有“在法定范圍內表現意志,作出選擇,從事一定活動的自由”。⑥

  這是怎樣的一個權利主體?他擁有的選擇和自由是一種怎樣的選擇和自由?在鄭成良提交給長春會議的參會論文《論自由權利——簡析自由概念在法理學中的含義》一文中,可以看到對上述問題的初步回答。這篇文章明確界定了法律上的自由,即行為的合法性:“如果我們說某些行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意思就是說,這些行為在一個確定的范圍內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主體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行為。”⑦這正是當今法律學者熟悉的自由概念,它強調個體行為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的合法性;行為在一個確定的法律范圍內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行為。也就是說,自由意味著排除他人包括國家對自己行動的妨礙,只要自己的行動是法律允許的。而在此前,這種屬于個體自身的自由空間是不可想象的。

  這個享有自由和能夠作出選擇的權利主體對法律秩序有著怎樣的期待?⑧透過鄭成良于1989年發表的題為《權利本位說》一文,我們可以看到針對一種全新的法律秩序的描述。⑨這篇僅僅五千余字的文章,極其凝練地勾勒出一幅我們如今已經非常熟悉的權利世界的景象。這篇文章對權利本位進行了如下界定:“權利本位是指這樣一種信念:只有使每一個人都平等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人權),才有可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為了而且僅僅是為了保障和實現這些平等的權利,義務的約束才成為必要;當立法者為人們設定新的義務約束時,他能夠加以援引的唯一正當而合法的理由,也僅僅是這將有益于人們早已享有或新近享有的平等權利。”⑩不僅如此,這篇文章還提出了權利本位的四大“要義”:“權利平等”“對自由社會的追求”“對多元利益的確認”“對世俗幸福的肯定”。(11)

  在鄭成良描述的合乎理性的法律制度中,人是一個有著自主選擇的人,這也正是張文顯筆下的那個能夠在法定范圍內表現意志、作出選擇并從事一定活動的自由的權利主體,這個主體的自我選擇在這里得到了尊重。此外,這種自我選擇還與多元利益相關,與世俗生活的幸福相關。這篇文章追溯了文藝復興以來人們對世俗幸福的追求,主張“個人對世俗幸福的追求,無論其是否抱有高尚的目的和動機,只要未采取非法的形式,都被視為具有法律上的正當性”。(12)在這篇文章中,個體的自主、利益多元化與世俗生活的幸福關聯在一起,契合著1990年代市場經濟時代的來臨。這三個要素,正是市場賴以發展的要素。

  在1990年發表的《“權利本位”之語義和意義分析》一文中,張文顯明確概括了“凡是以權利為本位的法律制度”具有的“突出特征”。在這里,首次出現了權利是“第一性的因素”,義務是“第二性的因素”,“權利是義務存在的依據和意義”等論斷,“權利本位”第一次獲得了明確的概念化表達。不僅如此,在這篇文章中,權利主體的權利被確認為國家政治權力配置和運作的目的和界限,并且明確了權利主體在行使權利的過程中,只受法律規定的限制,法律沒有明確禁止或強制的,可以推定為公民有權作為或者不作為。所有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創造一個“盡可能使所有主體的權利都得以實現的自由而公平的法律秩序”。(13)

  從本質上講,權利本位論只是一種限定在法律框架內的權利學說。不論是在鄭成良的分析中,還是在張文顯的筆下,權利都存在限度,這個限度就是現行法律的規定。實際上,張文顯在他對于上述權利定義的說明中就明確承認了這一點,他認為:“法定權利都是實證的,都是由現行法規定的。”(14)而在此后,他進一步強調,“權利是以權利相對人的法定義務范圍和實際履行能力為限度的”,“權利本位說鼓勵人們主動地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權利,勇于捍衛自己的權利,同時提醒人們注意法定的權利界限,敦促人們承擔和履行相應的法律義務”。(15)這些論述強調法定權利賦予了權利主體在法定范圍內表現意志、作出選擇、從事一定活動的自由。盡管在這里,主體的自由還被限制在法律的范圍內,卻被賦予了積極的價值;法律關系中最重要的要素即主體開始凸顯。法律關系中主體要素的凸顯,弱化了權利本身的工具性質;盡管權利在此時仍然被理解為統治階級分配利益的工具,但統治階級在分配利益的過程中,必須尊重享有一定自由的主體。

作者簡介

姓名:黃濤 工作單位: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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