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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風雨兼程——中俄關系回顧與展望
2019年11月05日 09:11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5期 作者:李永全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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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2019年是中俄關系史上不平凡的年份——中俄建交70周年。70年來,中俄關系經歷了從結盟到對抗再到平等互利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不同歷史階段。結盟時期,雙方親密無間;對抗時期,雙方劍拔弩張。無論結盟的歷史還是對抗的歷史,都值得人們認真嚴肅地研究和反思,這一歷程反映的不僅僅是雙邊關系的變化,對于人們反思國際關系和國家間關系也具有重要啟示。今天,以《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為引領的中俄關系已經發展為大國關系的典范。70年中俄關系發展歷史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是,雙方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找到了正確的相處之道,它將指引中俄關系始終健康發展。在百年未有之變局形勢下,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不僅將造福兩國人民,也將促進地區發展與世界和平。

    關鍵詞:中俄關系 戰咯對接 “一帶一路” 大歐亞伙伴關系

    作者簡介:李永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中俄戰略協作高端合作智庫常務理事

 

  1949年10月2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二天,蘇聯宣布承認新中國;九天后,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到京赴任。中蘇建立外交關系是當年蘇聯對新中國最大的支持。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回顧中俄關系走過的歷程,展望中俄關系發展的未來,是對中俄建交70年最好的紀念。

  以結盟保衛新政權,師從蘇聯建設新中國,中蘇蜜月意味悠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歷史,結束了百年屈辱的歷史,結束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中國從此在世界上站了起來,人民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成為國家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人28年苦苦探索、英勇奮斗、流血犧牲取得的勝利果實。這也表明,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將帶領全國人民走上嶄新的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學習和借鑒的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是從俄國接觸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得出的結論。在革命和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中國的實踐,但歷史經驗和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明白了一個道理:只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革命事業才會取得發展。毛澤東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和1945年發表的《論聯合政府》兩篇著作中都詳細闡述了關于新中國的構想。雖然在籌劃新中國時參考了蘇聯,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充分考慮了中國國情。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于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于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簡而言之,就是建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體和民主集中制的政體。毛澤東還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尤其應該指出的是,在規劃未來國家結構形式時,毛澤東和黨中央結合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決定實行單一制的國家結構,不搞聯邦制,同時在少數民族聚居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個政治設計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是中國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

  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獨特的歷史條件下建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為目標的事業受到敵對勢力的威脅和圍堵,因此,為共和國創造和平、穩定、安全的發展環境成為當時新中國的首要任務。無論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創造和平發展環境還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軍者,都是新中國需要依靠的力量。因此,新中國外交實行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毛澤東以大無畏的氣概,提出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一切外交關系,提出“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這樣做就是要求世界各國在新的基礎上同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這樣就可以不為過去的屈辱外交所束縛,有利于清除帝國主義的在華特權。在這種歷史形勢下,新中國需要在國際上獲得強有力的支持,社會主義的蘇聯成為新中國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所謂“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就是指倒向蘇聯。

  從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訪問蘇聯,歷時兩個多月。這次訪問是毛澤東首次走出國門,對新中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從歷史資料回顧看,毛澤東出訪蘇聯的目的主要是:確定中蘇關系的定位;結束二戰戰后安排對中國的不平等待遇;尋求蘇聯的經濟援助。

  這次歷史性訪問的最重要成果是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下簡稱“《條約》”)。《條約》共有六條,全文并不長,但是確定了兩國關系的結盟性質。其中,第一條規定:“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于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第三條的內容是:“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及任何行動或措施。”正是這兩條內容確定了兩國關系的結盟性質。中蘇結盟是當時兩國各自面臨的國際環境的需要。剛剛建立的新中國面臨國內外反對派的壓力,需要通過與蘇聯結盟,以保護人民政權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二戰后的蘇聯也需要在東方有一個盟友,以抵御來自西方的戰略壓力。正如斯大林在談判中說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將改變世界的天平,加重國際革命的砝碼。”《條約》的簽訂不僅確定了中蘇關系的結盟性質,在世界劃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形勢下,也基本確定了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關系的基礎。

  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兩國還簽署了《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以下簡稱“《協定》”)。這一《協定》的簽署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二戰戰后安排過程中對中國的歧視。《協定》規定:“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此項移交一俟對日和約締結后立即實現,但不遲于1952年末。”“不遲于1952年末,蘇聯軍隊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并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償付蘇聯自1945年起對上述設備之恢復與建設的費用。”這個協定的重要意義在于收回了中國對中長鐵路和旅順口的主權。這既是簽訂《條約》必須解決的問題,也是其邏輯結果,是新中國外交的重要成果。

  《中蘇政府關于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規定:蘇聯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規定中國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2月31日十年內分批還清。這筆貸款對于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來說非常及時。毛澤東的蘇聯之行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蘇聯都具有重要意義,對后來中蘇關系的發展和中國建設事業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新中國經濟建設方面,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是巨大的、無私的。在新中國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和禁運的形勢下,中國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聯系在中國經濟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1952年,中國對西方國家的進出口值比1950年減少了近90%。其中,對美國的進出口值由1950年的23812萬美元下降至1952年的5萬美元。與此同時,由于大力發展同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發生了明顯變化。1951年對蘇聯進出口總額比1950年增長了138.9%,1952年又增加23.71%,占進出口總額的62.6%。

  由于中國共產黨人缺乏領導經濟工作的經驗,更沒有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一度全面向蘇聯學習。尤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五次編制和最后修改定稿,其間多次征求蘇聯意見,基本上可以說是在蘇聯的指導下完成的。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人缺乏編制經驗,另一方面是由于“五年計劃”及新中國經濟基礎的建設是與蘇聯援助密切聯系在起的。例如,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次編制工作始于1952年,當第二稿的輪廓基本確定后,中國派出由周恩來率領的代表團專程赴蘇聯征求意見并爭取蘇聯援助,代表團由30多人組成,除周恩來外還有陳云和李富春等,中國提出了141個項目需要尋求蘇聯幫助設計、提供設備和貸款、派遣專家。1954年3月,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啟第五次編制工作,蘇聯政府派五個綜合專家組參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平衡需要,中國政府要求蘇聯政府再援建15個項目,構成了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舊中國工業落后、生產力低下、發展不平衡、工業結構簡單。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大大改變了中國的面貌,為實現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并為社會主義改造和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創造了前提。不僅如此,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和156個大項目的過程中,蘇聯專家的參與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人民的援助對中國來說是不可替代的。

  在科學技術領域,蘇聯也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援助。如1954年4月,中蘇簽訂幫助中國和平利用核能協定,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原子能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幫助中國培養了大量核工業人才。

  不僅在工業和科技領域,當時中國幾乎全面學習蘇聯,在教育領域尤其如此。新中國的教育幾乎是照搬蘇聯,包括教育體制、教材和教學體系。中國翻譯蘇聯教育理論著作和教材,邀請蘇聯專家擔任教育部顧問、學校的顧問和講師,按照蘇聯教育模式建立新型學校,派遣留學生到蘇聯學習。據統計,1949-1960年,我國教育部門和高等學校先后聘請蘇聯專家861人擔任顧問或從事教學、科研工作;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一批教育理論工作者都在蘇聯專家辦的教師進修班和研究班學習過。從1951年8月起,我國開始向蘇聯派遣留學生,所學專業涉及理工、農醫、財經、外交、師范等各個方面,每年至少200多人,最多的一年達2000多人。此外,中國企業還派遣大量實習生到蘇聯企業實習。兩國政府還專門簽署了有關協議,以保證留學和實習人員的學習、實踐活動。當年留學生的費用是兩國政府共同承擔的蘇聯政府為留學生提供了一半的費用。這些在蘇聯接受教育和培訓的人后來都成為共和國各條建設戰線上的骨干,也成為促進中蘇(俄)關系發展的積極力量。

  以《條約》為指引的中蘇關系發展的十年是兩國關系的蜜月期。這個時期對于新中國政治和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蘇聯的經濟技術援助對于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中蘇關系對于蘇聯擴大社會主義陣營、擴大其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影響力以及提高蘇聯國際地位也發揮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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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永全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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