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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社會:現代中國社會的歷史展開與演化圖景
2020年07月08日 08:0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作者:項久雨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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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現代中國社會的歷史展開內嵌著實現不同社會圖景的內在線索。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標志著絕對貧困的徹底消除、精神境界的歷史性躍升、制度文明的全新締造,以及社會有機體的有序運轉。在小康社會之后,為實現美好生活奠基的美好社會成為延續現代中國歷史的社會圖景選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質”的躍升、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轉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分別為美好社會的生成奠定了物質根基、矛盾根基、價值根基與制度根基。在此基礎上,美好社會的理想圖景,是一幅反思、揚棄與超越“現代性”的社會圖景,是一幅深度切中“人民的現實幸福”的社會圖景,是一幅在現有條件下追求“自由個性”的社會圖景,三幅圖景將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內在和諧。在道路自信與民族復興雙重變奏的基礎上,美好社會被賦予了深刻的時代內涵與深厚的歷史意蘊,其致力于開啟文明的嶄新類型,為“個體”意義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與“共同體”意義上的共同富裕奠定全新的社會基礎。

  關鍵詞:小康社會 美好社會 社會變遷 道路自信 民族復興

  作者:項久雨,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武漢430072)。

 

  為復雜的社會變遷勾勒發展圖景與演化方向,是現代中國歷史展開進程中一以貫之的核心線索。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馬克思指明的社會發展“五形態說”與“三階段說”所著眼的是大的歷史尺度下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承載著社會形態轉變功能的宏觀社會圖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依照生產力發展的特定狀況,中國共產黨勾勒并致力于實現小康社會這一富有戰略性的中觀社會圖景,并相應地對不同領域作出了合乎圖景實現需要的具體性安排。“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在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體系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旨在實現“發展水平”與“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之間的有機統一,是一個關乎社會發展全局的戰略目標,這一目標兼具“第一步”與“關鍵一步”的雙重特質。這里的“第一步”還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社會發展是一個不斷展開、向前演進的過程。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未來探索同樣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2020年是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之年、實現之年,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年份,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也即將進入全新階段。因而,立足中國實踐進而提出一個具有標志性、現實性與引領性的社會圖景概念,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現代中國歷史展開的內在需要。本文旨在呼吁建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美好社會”,其與小康社會相承接,與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適應,其生成有著深厚的物質根基、矛盾根基、價值根基與制度根基,是一種與新時代中國發展進程直接關聯的社會圖景。一言以蔽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美好社會是為實現人民美好生活奠基的理想社會圖景。

  一、現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與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

  社會是一個生命體、有機體,其發展演變是一個客觀的、自然的歷史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言,“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現代中國社會的萌芽、產生及發展,正是社會有機體實現現代展開與新陳代謝的過程,而“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這意味著,社會有機體的發展演進乃是規律使然,但其中人對于規律的認識與把握、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創造性也對社會有機體的新陳代謝起著積極的塑造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隨著物質要素、經濟社會要素的轉變,隨著主體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生成全新社會發展圖景也便成為歷史與時代的內在召喚。小康社會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孕育而生,其作為對傳統中國社會理想圖景的超越與延續,自鄧小平首先提出這一命題以來,中國實踐在社會層面上正是圍繞著實現“小康”的目標來加以推進的。從“大歷史”來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理想圖景,在現代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成為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在多重向度上彰顯其“世界歷史意義”。

  第一,絕對貧困的徹底消除與人民生存狀態的整體性變革。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是中國反貧困實踐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以恩格斯所總結的“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審視之,全面小康社會既是社會有機體“量”的積累向階段性“質”的跨越,又在這一基礎上開啟了全新“量”的積累演化過程。一方面,在“量”的層面上,絕對貧困作為困擾著中國社會發展進步千年之久的重大問題,得到了歷史性、根本性、徹底性的解決。所謂“絕對貧困”,是指“低于最低物質生活水準的一種生活狀況”,旨在運用一套指標體系來衡量人的絕對生活水準。根據國情國力的不同狀況,我國先后三次對貧困標準作出了界定與更改,現行農村貧困標準(2010年不變價)為每人每年2300元,這一標準是與小康社會人的生存狀況相適應的貧困標準,基本上與“兩不愁、三保障”的目標要求相契合。2020年,絕對貧困的徹底消除,依托中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動員能力、整合能力作為后盾支撐,有賴于黨員、群眾與全社會各方面力量結成精準脫貧的共同體,來實現這一歷史宏愿。

  另一方面,在“質”的層面上,一系列降低人的脆弱性的舉措相繼出臺,防止因病、因故、因傷“返貧”,人民生存狀態實現了整體性、顯著性的變革。“單個人”生存于世具有脆弱性,例如“單個人”往往無法有效實現生存、安全、需要滿足等,而“脆弱性與貧困有著伴生的關系”。不論是主觀致因的脆弱性,還是客觀致因的脆弱性,其都可能導向人之生存的一種困窘狀態。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將基于現有條件全面扼制“人的脆弱性”的生發,最大程度破除“人的脆弱性”的誘發機制,以制度的根本性力量來保障反貧困的徹底性,使絕對貧困徹底遠離中國人的生活世界。與此同時,小康社會的全面實現,不僅意味著歷史地實現了一種基礎性、兜底性的生存狀態,更是實現了一種超越性、整體性的生存質量提升。所謂人之生存狀態的超越性,乃是對中國數千年歷史,特別是對古代中國人的生存境遇的根本改變,這同時也是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所謂人之生存狀態的整體性提升,是指不再由過去階級社會中社會金字塔尖“少數人”享有幸福美好生活,過去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的“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的境遇在中國社會中不復存在,人民過上了免于憂患、免于饑餓、免于困苦、有制度保障的小康生活。

  第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與精神境界的歷史性躍升。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歷史嬗變與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有著內在的關聯,正如馬克思所言,“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小康性質的社會生活與不斷豐富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也隨之不斷生成,更多的物質性因素讓人們有條件、有可能成就精神世界的豐盈狀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不斷完善、公共文化設施的不斷健全,以及文化產業在線上空間與線下空間的蓬勃發展,都為小康社會條件下人的精神生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小康社會下的“閑暇”與“忙碌”都是人之精神生活不斷豐富的土壤。一方面,不論是專門從事精神生產活動,抑或普通大眾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都需要時間意義上的“閑暇”才能實現。“閑暇”之于精神生活的重大意義,早在古希臘就為哲人所認識,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便認為:“數學所以先興于埃及,就因為那里的僧侶階級特許有閑暇”。馬克思基于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生存境遇,強調“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處置的自由時間,一生中除睡眠飲食等純生理上必需的間斷以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那么,他就還不如一頭役畜”。人的精神生活的豐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由時間”的內在影響。“閑暇”及其背后所賴以支撐的“自由時間”之于人的理性思考、批判思維、文化涵養與價值塑造都有著積極的意義,它能夠使人擺脫現代性戴上的精神“枷鎖”。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使人免于憂患,人在現有條件下的“閑暇”得到實現與保障,人之精神生活也不斷得以展開。

  另一方面,在小康社會條件下,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處在“忙碌”的生存狀態,但這些“忙碌”的實質、類型及其對人之精神生活的影響,我們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區分。其一,人為確證“人的本質力量”的“忙碌”。這類“忙碌”折射出一種主體積極的奮斗觀念、態度與行為,由此實現人本身的價值,感覺到自身所創造出的“對象對我的意義”。正是在勞動中的“忙碌”,才能成就小康社會的全面實現,同時人也在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找到精神的歸宿。其二,人感到無所適從的“忙碌”。小康社會畢竟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形成的社會圖景,其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但并不意味著至善至美,也并不意味著能夠絕對給處在這一社會中的人提供完滿的精神生活。馬克思坦言,“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這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小康社會下的精神生活必定有其歷史的限度。一些人處于“忙碌”狀態,其精神世界在得到提升的同時,也會處于有限的困頓之中。而解決這些精神困頓的最好方式,正是不斷推進社會發展進步,依托于社會進步來“解放人”,讓作為主體的人有更多的“自由時間”來支配自身的精神生活。這也是小康社會的“未竟之業”,以及今后中國社會發展進步所應著眼的方向。

  第三,制度文明的全新締造與現代國家治理的內生性演進。一部小康社會的建成史,也是一部制度文明的演化史、國家治理的變遷史。現代中國制度文明的建構歷程與小康社會的建成歷程存在同構關系。制度文明的全新締造,乃是從根本上為小康社會的實現提供深層的、徹底的保障,從根本上使小康社會的成果定型化、制度化。其一,制度供給給予小康社會以根本保障。現代中國制度文明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也面臨著某些領域內部制度供給缺位乃至失衡的境況。小康社會的實現進程,是一個覆蓋社會生活全方面的制度化進程,其源源不斷的制度供給,既為社會生活提供根本的規則遵循,又為社會發展提供內在的動力。在談及鋼鐵工業要解決的問題時,鄧小平強調要“發動群眾把必要的規章制度建立、健全起來”,才能規避眾多因制度缺位而導致的現實問題。這些制度的確立、供給,正是來源于小康社會的實現需要,即一種免于憂患、免于饑餓、免于困窘的生存狀態離不開制度的堅強保障。其二,制度創新對小康社會的內在促進。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就是生產函數的變動,而這種函數是不能分解為無限小的步驟的”。實際上,我們也可以將制度創新理解為制度內部諸要素不斷重組、變動、突破的過程,制度創新從根本上為小康社會提供生成演化的內生動力。例如,實現小康社會的經濟圖景,乃需要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后盾與保障,發揮道德與法治對市場經濟的規范作用,這便需要從根本上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對傳統市場經濟模式的創新與超越。其三,制度倫理對小康社會的宏觀引領。鄧小平對制度改革問題的關注,實際上也隱含著以制度倫理來捍衛小康社會的內在線索。他就組織、工作等方面制度分析道,“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好”與“不好”不僅是制度效能意義上的評價尺度,也是倫理意義上的評價尺度。“好”的制度、“善”的制度、有著“道德力量”的制度,可以為小康社會的全面實現奠定堅實的倫理根基。

  制度與治理統一于小康社會的實踐進程,國家治理的“善治”演進方向內在規定了小康社會的演化進路。制度是治理的根本依托,治理是制度的現實展開,二者都是小康社會生成不可或缺的支撐。小康社會所要達成的理想狀態,與國家之“治”有著密切的關系,“治”的績效影響著小康社會的推進過程。小康社會的最終實現,標志著國家治理現代化完成其階段性的目標,同時又開啟了下一階段的實踐進程。與小康社會相匹配的“治”,是一種超越中國傳統與西方傳統的“良治”或“善治”,但這并不意味著是國家治理的一個最終理想狀態,其仍然要隨著社會有機體的內在生長,不斷調整治理的側重點與現實進路。

  第四,社會有機體健康有序運轉與社會生活的網絡化狀態。社會有機體與生命有機體既有相似之處,也有迥異之處,其中“變化”之于二者的良性生長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切生命有機體都需要新陳代謝,否則生命就會停止”,社會有機體亦是如此。社會有機體新陳代謝的基本動力,來源于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人的實踐、交往活動的不斷擴展。小康社會的建成與實現,表明社會有機體處在一種健康、有序、和諧、良性的運轉狀態之下。顯然,中國社會有機體仍處于生長的過程,并沒有也不會因小康社會的建成而變成“結晶體”,但其內部的張力、矛盾確乎在不斷彌合,其內部的實踐力量在不斷釋放。

  社會有機體的健康有序運轉,社會分工協作的有效運作,使得小康社會事實上成為了高度聯結的“有機社會”。“社會分工意味著社會成員分別做不同之‘事’”,從社會成員立足自身做好不同的“事”來推動社會有機體的良性運轉,是推進小康社會實現的基本方式。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所要談及的“現實的個人”包括“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同樣,社會有機體中的“人”“物”“事”是內在關聯的,“人”指的是“現實的個人”即處在社會關系中的個人,“事”是“現實的個人”的活動,“物”正指向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小康社會意義上的“有機社會”,正是“人”“事”“物”處在一種和諧有序的運轉狀態當中,三者之間是有機的、凝結的,而不是根本上矛盾的、沖突的。同時,也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康社會的全面實現,也表明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分工實現了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分工異化的一種內在超越,其最大程度實現了現有生產力條件下人的全面發展。誠然,這樣的全面發展仍然不是最大化的,實現更為深遠意義上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仍然需要付諸巨大的努力。

  社會有機體的健康有序運轉,使得小康社會下的人處于一種網絡化、社會化的狀態之中,人們的交往方式日益多樣、交往關系日益密切、交往狀態日益趨向和諧。在可以為實踐所檢驗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過程中,人類交往的深度實現了對以往一切世代的超越,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每一個地域性的共同體內部,人們已然都實現了網絡化的聯結。例如,大多數欠發達國家由于交通、運輸、通信等基礎設施的缺位,其共同體內部社會生活的網絡化程度仍處在較低的水平。而網絡化的聯結,實則是人的全面發展以及社會有機體的現代生長所不可或缺的關鍵條件。在小康社會的實現進程中,中國人生活的網絡化狀態得到歷史性的提升。與此同時,這樣一種網絡化的狀態是在“有為政府”領導之下的有序狀態,能保障“人”之生活的有序性,從而在根本上實現了對列寧所揭示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愈來愈嚴重,危機日益加深,爭奪市場的斗爭愈來愈瘋狂,人民群眾的生活愈來愈沒有保障”的超越。這還說明,在小康社會條件下,中國不僅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生產本身日益社會化,使幾十萬以至幾百萬工人聯結成一個有條不紊的經濟機體”,還實現了對“資本邏輯”利用網絡化狀態宰制人的超越,這是一種更為平等、更為全面的社會生活網絡化狀態。從更為深遠的意義上看,小康社會的全面實現為未來社會有機體的持續生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已然為中國的社會變遷創造了基礎性的條件。

  二、美好社會的歷史生成與中國社會變遷的演化方向

  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作為一個全新的歷史起點,其內在包含著社會有機體生長演化的“未竟之業”,即在更高的社會發展水準上實現人民生存狀態的全新變革,實現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全面推進。從中國社會發展演進的歷史邏輯來看,“美好社會”作為一個全新的社會圖景在歷史舞臺上出場,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與現實根源。這一社會圖景的提出、產生與發展不是純粹停留在“思辨”領域中的哲學探討,而是一種與歷史邏輯、制度邏輯、道路邏輯相吻合的社會發展選擇。因而,美好社會代表著中國社會變遷的演進方向,是脫胎于現實、承接小康社會、引領中國未來發展的時代性考量。美好社會正是為實現人民美好生活奠基的社會發展圖景,這一社會圖景從根本上與新時代美好生活相承接,旨在為新時代美好生活的實現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而這樣一種社會圖景之所以能夠被勾勒、被描摹、被推進,正是由于其有著深厚的物質根基、矛盾根基、價值根基與制度根基,這四個方面構成美好社會生成的基本條件,并內在蘊藏著中國社會變遷的演化線索。

  第一,社會生產力水平“質”的飛躍:美好社會生成的物質根基。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從生產力發展的維度對資本主義作出過積極的歷史評價,即“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而現如今,在發展生產力的速度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小康社會幾乎跨越了資產階級社會以200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的歷史任務,以實踐的巨大成就證成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發展速度與水平。在建成小康社會的前一年,即2019年,經初步核算,我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990865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0892元,不論是從總體維度還是個體維度來看,這都是小康社會生產力實現飛躍的一個顯著標志。這樣一種生產力的巨大解放與發展,充分印證了馬克思對于社會主義構想的科學性與預見性。必須明確,這里所指的社會生產力水平質的飛躍,并不是社會形態演變意義上的質的變革,而是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內部的階段性質的變革,其表明小康社會已經完成了其所承載與設想的歷史目標,即將進入一個全新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美好社會。

  美好社會的物質根基,是通過生產力的變革與發展、經濟體系以及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來奠定的。一方面,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技以創新為內生性動力,其為美好社會的物質發展奠基。馬克思認為,“在固定資本中,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固有的屬性;它既包括科學的力量,又包括生產過程中社會力量的結合,最后還包括從直接勞動轉移到機器即死的生產力上的技巧”。鄧小平發展了馬克思關于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的思想,并將其上升到社會生產力的首要位置加以整體考量,即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認識論的高度來審視這一命題及其實踐,其獨創性在于將科學技術即創新作為小康社會建立與推進的第一引擎、第一動力,有效地破除了影響社會有機體良性發展的壁壘與阻礙。正是在小康社會階段科學技術的引領與推進,社會生產力實現了由“量”到“質”的階段性轉變,使美好社會下生產力更高層次的發展成為可能。另一方面,通過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構,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調整,進而生成與美好社會相適應的經濟結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系與社會供給的歷史性調整,與不同階段社會發展的目標、需要和實踐是內在統一的。從“量”的積累優先到推進科學發展,再到現代化經濟體系建構成效初顯(“質”與“量”并重),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演進線索。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確立與發展,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推動經濟發展在質量、效率、動力上實現變革與突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完善,都是為了從經濟領域為美好社會的實現奠定堅實的基礎。特別是為現代化經濟體系建構而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正是通過調整社會供給的類型、內容、規模與方向,推動社會供給與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吻合,夯實美好社會的微觀基礎。

  第二,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轉化:美好社會生成的矛盾根基。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善于把握住實際生活中的、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實際歷史中的這些矛盾”,這樣一種徹底的分析方法深刻影響與塑造著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毛澤東則深刻地揭示了矛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積極性質,即“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美好社會的歷史性生成,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轉化,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供給側與社會需求側之間不平衡的矛盾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其要求社會有機體進行自我革新與重塑,以此適應社會發展的變革性訴求。正是這樣一種自我革新的歷史必然性,呼喚著小康社會之后迎來一種更高發展水準的社會圖景,即美好社會。由此可見,從社會發展演化的“大歷史”來理解與把握美好社會生成的必然性,正是要抓住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演變,進而深刻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性線索。

  美好社會是為實現美好生活奠基的社會。前者指向社會有機體在新時代的呈現樣態,后者指向新時代人民的生活樣態,二者是同一實踐進程的不同展開與不同面向。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便強調,“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人的需要及其滿足從根本上受到社會結構、社會供給、社會發展的制約,我們必須將人的需要置于整個社會的層面加以考量。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看,不同社會形態,乃至于不同社會形態發展的不同階段,人的生活樣態完全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從共時性的角度來看,生活在同一歷史時期的不同共同體與社會當中的人,其生活樣態也可以是根本上不同的。一言以蔽之,人之生活的一切可能,都有賴于社會有機體發展狀況與社會供給狀態的根本性制約。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性視角來看,對于特定社會或共同體而言,同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結構與生活敘事是同一的。與新時代美好生活相適應的社會圖景,正是美好社會。“新時代美好生活的出場是與社會主要矛盾的演化歷程相承接的,表明了中國人民生活樣式的變遷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高層次的階段”,而生活樣式的變遷與社會結構的變遷是內在關聯的,在新時代的時空條件之下,美好生活所對應的社會有機體發展狀態正是美好社會。在闡述“新的歷史觀”的內涵與特征之時,恩格斯對于未來社會的人之需要的滿足作出過詮釋,即“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雖然此處恩格斯所指涉的社會應是“自由人聯合體”,但毫無疑問,為實現美好生活而奠基的美好社會,將向滿足與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需要”邁出一大步。這正是美好社會生成的意義所在。

  第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美好社會生成的價值根基。一個社會有機體的良性發展,必然要訴諸維系其存在與發展演化的價值根基。這樣一種價值根基滲透到社會有機體的文化領域,是社會有機體發展演化中深層的、精神的、潛在的力量。美好社會的生成同樣是建立在價值根基之上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價值理念與價值實踐的雙重高度上規定了美好社會的生成方式、發展進路與未來走向。

  馬克思認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美好社會奠基何以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核心價值觀的生成,是與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演進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相一致的,特別是小康社會條件下人們基于實踐基礎上生成的價值觀念,并在更長的時間尺度內對社會變遷與發展進行價值引領。其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明確了美好社會的價值旨歸。社會主要核心價值觀中所包含的價值理念塑造并決定了未來社會(在下一階段表現為美好社會)的價值取向,即其在深層意義上指明了美好社會更高層次的價值訴求與實踐旨歸。對于力圖在本世紀中葉完成現代化任務的中國而言,現代化了的國家、現代化了的社會以及現代化了的人,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代化指向,同時也是美好社會之現代化價值取向的深層彰顯。其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了人們對美好國家、美好社會、美好生活的共識。縱觀大歷史,社會變遷的過程往往是價值沖突頻發的歷史時刻,引領一個社會的未來走向,必然要求化解價值沖突、解決價值分歧。“價值多元化的必然結果是價值沖突,價值沖突是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最顯著特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及其深化,改變了價值場域上多元紛爭的局面,從價值上為中國人安身立命提供價值根脈,為中國社會的變遷提供價值遵循,為中國現代國家治理提供價值準繩。不論是個體、社會、還是國家,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都必須依照已然確立的價值觀念來行動,才能最大程度實現個體幸福與共同體發展的同頻共振。其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一整套美好社會的價值實現方式。在社會變遷進程中,價值理念的深層意義在于“改變世界”,即實現馬克思所說的“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的實踐目標。從這個意義上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要塑造出一個全新的、觀念意義上的社會,并通過人的實踐將其轉變為現實,這一現實正是要實現美好社會。概言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方法論意義及其不可分割的實踐指向,為美好社會的生成鑄造了堅實的價值根基,使這一社會圖景自提出與生成之始便高揚著價值理性的旗幟。

  第四,社會主義制度的定型與發展:美好社會生成的制度根基。制度變遷與社會變遷是同一過程的不同展開,其內在機理具有同構性。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正是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美好社會建立的前提與基礎在于物質要素的變動,現實根源在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核心在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奠基與文化沉淀,而根本保障在于制度的完善與變遷。

  美好社會的生成有賴于制度對“公意”的根本回應與漸進實現。盧梭認為,“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與其說是投票的數目,倒不如說是把人們結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因為在這一制度中,每個人都必然地要服從他所加之于別人的條件。”誠然,盧梭的公意學說有其學理上的深刻性,但其根本局限在于其無法開掘公意的真正實現進路。對于一個共同體而言,要想達成公意的理想狀態是非常困難的,但一項社會制度是否合乎公意、是否能實現公意,需要從動機、過程與效果三方面加以評價。經過小康社會階段的不斷推進,現代中國的國家治理與制度安排愈發注重公意,即將“以人民為中心”“以人為本”“人民主體”等理念貫穿到小康社會各領域實踐的全過程,貫穿到社會主義制度設計與國家治理始終,并著眼于現實的治理成效是否合乎公意。在這一過程中,一個真正具備實現公意條件與能力的制度便得到不斷完善,這正是從制度的層面為美好社會的生成奠基,一個有力呼應并最大可能在現有生產力水平下實現公意的制度,正是美好社會所希冀的制度。

  美好社會的創制過程,既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生動塑造的過程,又是一個制度反過來決定治理、影響治理的過程。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提出,“在社會制度剛剛產生出來時,共和國的首腦們就締造了共和國的制度,而后來則是共和國的制度造成了共和國的首腦”。這深刻點明了領導力與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結與互動關系。在小康社會實現后,我國“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已經獲得公認,美好社會的制度圖景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所提出的兩個階段性目標進一步相互承接。制度完善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也是美好社會的實現進程。中國的領導力、主觀創制能力將不斷為美好社會奠定制度根基(制度設計),即通過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來確保有“制”可依、有“規”可循。與此同時,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更加鞏固的制度也將為美好社會的運行提供根本保障(制度運行)。

  總而言之,美好社會及其實現是中國社會變遷與歷史演進的結果,具有歷史必然性,遵循著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與內在邏輯,實現了對空想社會主義者“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制度的根本超越。

  三、現代性的揚棄與超越:美好社會的圖景沉思

  美好社會在當代中國的生成,真正實現了對社會歷史主體——“人”的關注。其與“小康社會”一樣,有著共同的對人之精神與價值的高揚。美好社會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圖景,其實現既為了人,又依托人的狀態,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唯有真正依托處在社會關系中的人,并凝結起社會整體意義上人的力量,更高層次的美好社會圖景才能轉變為現實。但美好社會比小康社會更進一步的地方在于,人的全面發展程度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將邁出更堅實的步伐、實現更大的跨越。

  毋庸諱言,沉思美好社會的圖景、理解美好社會生存狀態的變革,乃是關乎中國社會變遷的重大論題,可以說是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母題”。這一圖景本身既要實現對以往一切世代社會發展狀況的超越,又要延續中國社會歷史演進的基本邏輯與核心脈絡,更要承繼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洞見。美好社會的圖景是一幅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理想圖景,既是對“現代性”固有弊端的揚棄與超越,又著眼于新時代條件下人的現實幸福、現實生活體驗、現實社會交往,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開掘人在美好社會中實現全面發展的可能。基于此,美好社會應當呈現出一幅揚棄“現代性”、實現“人民的現實幸福”、在現有條件下追求“自由個性”的社會發展圖景。

  第一,超越“現代性”的美好社會圖景。在馬克思看來,“物的依賴關系無非是與外表上獨立的個人相對立的獨立的社會關系,……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物的依賴性”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之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雖然在這一社會中“人的獨立性”也得到了歷史性的提升,但這種提升無疑是伴隨著沉重代價的。可見,“人的獨立性”與“物的依賴性”實際上是現代性的兩副面孔,一面代表著現代性的進步性,一面代表著現代性的破壞性與矛盾性。我們都知道,現代性意味著自啟蒙時代以來現代社會所不可剝離的核心,其構成了現代世界之所以成為現代世界的基本內容。但是,必須明確,資本主義所創造出的現代性,只是眾多現代性版本的初始版本或發展得較為充分的版本之一,而不意味著現代性的終結。馬克思對現代性的認識無疑是深刻的,即“用歷史的觀點來看待現代性和現代社會的流變和發展”。思考合乎“價值理性”以及“人的解放”發展方向的現代性中國版本,是美好社會所承載的現實任務與重大使命。

  首先,我們要對現代性進行徹底的、具有中國主體性的“反思”,美好社會要克服工具理性遮蔽價值理性的現代性固有缺陷。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左翼激進哲學注重從文化視角對現代性進行反思,這一視角固然有其意義與價值,但也有顯著的缺陷,即沒有上升到馬克思所開創的市民社會批判視角,較少或沒有真正從物質根源中找尋真正可以“改變世界”的現實進路。將美好社會置于現代性批判的整體視角下進行圖景沉思,必須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進路出發,進行徹底的、基于中國本土化視角的現代性反思。從美好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著手,從美好社會中人的生存狀態、生產關系、社會關系中著手,現實地對現代性進行思想層面與現實層面的“否定之否定”。在這里,必須明確,美好社會要反思現代性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的異化現實,找準現代性的弊端對癥下藥,才能根本醫治現代性的精神危機與內在矛盾,找尋美好社會圖景的方向。

  其次,對現代性的“揚棄”,美好社會要在揚棄的基礎上進一步繼承現代性的文明成果。對現代性進行揚棄,就意味著不全盤否定與拋棄現代性的文明結晶。馬克思早已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不論我們承認與否,我們都早已站在現代性框定的歷史維度中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時空尺度之下的美好社會建設。現代性下的科技成果、生產發展、制度創造、思想智慧有其歷史進步性,也有其歷史局限性,現代性下的社會圖景確實給人帶來了一定意義上的需要滿足,但這種滿足是有限度的,這種限度既表現在主體上,也表現在需要的內容上。美好社會的理想圖景正是要在主體與內容上實現對現代性的揚棄,讓所有人而不是少數人或多數人成為美好社會的擁有者,在需要的滿足上也同樣實現歷史性的提升。

  再次,對現代性的“超越”,美好社會要為現代性提供社會主義方案與智慧。現代性肇始于西方,但并不意味著現代性的所有權與話語權在西方。中國在新時代所要致力于實現的美好社會,在其終極圖景上必然要表現出迥然不同于西方的全新圖景。這樣的圖景主要從三方面體現:一是在美好社會中,勞動不斷朝向人之“生活的第一需要”發展。在美好社會中,屬于現代性的人之勞動異化的狀態將得到根本緩解,勞動不再成為壓迫人的存在,而是成為彰顯人的主體性的存在。二是在美好社會中,對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也實現多維度的擴展、多樣態的提升,這還包括對小康社會條件下人的需要滿足進一步躍升。三是以社會主義的整體優勢來推進技術變革,創造出超越現代性科技發展的全新社會圖景,使美好社會從根本上成為一個人所期待、所向往的社會。

  最為根本的是,美好社會要著眼于超越現代性條件下制度的根本缺陷。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是根本對立的,“在經濟關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卻每一步都以行會束縛和各種特權同它對抗”。處在上層建筑的各項制度安排無法真正做到滿足所有人的利益,而只能是滿足資本的利益、少數人的利益。美好社會的制度圖景,正是要實現對現代性制度缺陷的根本超越:使政治制度更好地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經濟制度更好地契合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需要;社會制度更好地維護人民的權益;文化制度更好地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生態制度更好地建構合乎人類理想的居住環境。進一步看,從“反思”“揚棄”再到“超越”,美好社會的理想圖景既有合理吸納,又有批判超越,它站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實現文明新類型的建構。

  第二,實現“人民的現實幸福”的美好社會圖景。從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馬克思認為“廢除作為人民的虛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現實幸福”,即將“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用現實的方式、現實的手段來實現人民現實的幸福。在實現人的“政治解放”之后,歷史并沒有終結,也沒有可能終結。資本主義的制度并沒有給所有人帶來現實的幸福,人類歷史并不是像“歷史終結論”者所簡化的那樣:自由民主制度成為“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并且“自由民主創造了由一種欲望和理性組合而成但卻沒有抱負的人……由于完全沉湎于他的幸福而對不能超越這些愿望不會感受到任何羞愧,所以,‘最后之人’已經不再是人類了”。這種抽象的“最后之人”無疑是一種無根基的空想,其所允諾的幸福多停留于觀念層面而非現實層面。中國現代化發展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歷程,特別是小康社會發展的歷程及其歷史成就,提升了中國人的幸福體驗與發展狀態,增強了中國社會的活力與凝聚力,促進了中國國家實力的提升,使“歷史終結論”及其所虛設的“最后之人”的現實基礎瓦解。

  什么是“人民的現實幸福”?何以創造“人民的現實幸福”?這是關涉美好社會“向何處去”的元問題。從美好社會的視角審視之,“人民的現實幸福”是人民在勞動主體性愈加彰顯的基礎上,對物質財富的充分享有,對政治生活的能動參與,對精神生活的主體建構。這些不僅是小康社會留下并有待歷史發展而推進的現實論題,更是美好社會滿足“人民的現實幸福”的歷史獨創性之處。其一,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物質利益與社會福利,成就美好社會物質上的美好。美好社會應更關注對人所能支配的自由時間,在每個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推動社會物質財富的進一步涌流,實現數據指標維度上的全新跨越,以及主觀體驗層面上人民的物質享有、福利與社會保障。具體而言,其涵蓋更好的經濟收入、就業機會、發展空間、教育水平、醫療條件、居住環境與生活質量等。其二,更好地捍衛人民的政治權利與法律權利,成就美好社會政治上的美好。美好社會應充分注重對政治共同體成員主體性的調動,更好地使每一位成員不論出身、背景、收入都能夠表達對政治共同體更好發展的建議與意見,使國家治理基本實現“善治”的狀態。基于此,人民對于共同體的熱愛更加強烈,對于自己作為共同體主人的身份更加認同并表現在行為當中。與此同時,作為美好社會法律支撐的中華法系更加完備,其文明意義更加彰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與法治社會更加深入推進。其三,更好地凝聚人民的價值意識、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成就美好社會精神上的美好。美好社會既凝聚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又構建不同價值觀念交往的價值場域,由此,美好社會既形成一種社會發展意義上的共識,又能夠從不同角度展開對社會發展的價值探討、精神思考。

  總的說來,美好社會應當更好地確立與彰顯勞動的主體性地位,成就美好社會中人之需要與對象性活動的美好。不論是“物質—社會”“政治—法律”還是“精神—價值”,都需要通過人的勞動才能實現美好社會這一歷史性的、追求“人民的現實幸福”的圖景。早在百年前,列寧就曾指出,俄國的革命實踐印證了國際歌中所傳唱的“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的確,歷史與現實雄辯地證明,“人民的現實幸福”只有人民自己創造、自主勞動、自我追求才能實現,而沒有什么“救世主”能夠降臨幸福。對于美好社會而言,將“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的理念落到實踐中,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實際上,公民社會的崛起與成長是美好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是生成現實幸福的重要落腳點。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發源于西方的概念,其主要指向“是官方政治領域和市場經濟領域之外的民間公共領域”,但其意義不局限于西方,在揚棄主導西方公民社會的資本邏輯之后,我們主要探討的是在實現“中國人”幸福的過程中所應當生成的一個重要公共領域。對于美好社會的建構而言,公民社會的生長與發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其在根本上影響著社會的整體活力,并進而影響著中國人的幸福體驗。概言之,美好社會應當是活力涌流的社會,是每一位公民都能參與進來、享有幸福、實現價值的社會,其將呈現一幅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圖景。

  第三,追求“自由個性”的美好社會圖景。我們都知道,在馬克思看來,自由個性是共產主義社會理想圖景的代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這種自由個性的社會狀態還不具備最大化實現的條件。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其本身有著為共產主義開辟道路的價值內核與制度基礎,追求自由個性也因而成為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與題中之義。對于美好社會而言,其所追求的自由個性程度比以往一切世代都要更進一步、更深一層,才能彰顯這一社會圖景的歷史進步性與世界歷史意義。

  美好社會將最大程度以所有人的自由個性,超越過去少數人的自由個性。歷史地看,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自由個性,都是少數人的自由個性,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明“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其理論深蘊便在于其爭取所有人的自由個性。從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程來看,自由個性的實現實際上是一個歷史的進程,革命時期、建設時期、改革時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進了一部分,而美好社會承載著將其繼續深化推進的重大使命。小康社會雖然實現了所有人擺脫貧困以及生存狀態的整體性躍升,但還未使所有人都能實現生活品質、美好生活需要的全面滿足。而這一“未竟之業”實則是美好社會圖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即讓越來越多的人,最后變成所有人都能享受美好生活。

  美好社會要以現實的自由個性追求,超越抽象的自由個性幻想。在馬克思看來,自由個性的實現從根本上是與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相聯系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自由個性實現的根本標準作出了合乎歷史邏輯的探討,他指出,“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只有在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從美好社會的圖景來看,現實的自由個性是建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礎之上,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深入推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革新,使之能夠與美好社會階段中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需要相適應。這便是實現了對一切非現實的、抽象的自由個性觀念的徹底超越,自由個性不可能在幻想中實現,而只可能在生產中、在實踐中、在美好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實現。

  美好社會要以深層的自由個性,超越淺層的自由個性。自由個性不是一個無需再發掘、再審視的命題,而是一個需要隨著歷史發展以及社會變遷而逐步深化其內涵與外延的命題。某一歷史時期視作是深層的自由個性狀態,在另一歷史時期看來,可能是淺層的或已然實現的。因而,美好社會圖景中所要追求的是一種更深層的自由個性狀態,它并不是一個國家治理的口號,而是一種帶有宣言性質的理想目標,這種目標的實現帶有歷史必然性的色彩。基本看來,美好社會中深層的自由個性狀態,包括但不限于“社會人”意義上交往范圍及其程度的全面擴展,“文化人”意義上主觀精神世界的全面躍升,“經濟人”意義上物質財富的全面擴展。“社會人”“文化人”與“經濟人”在美好社會的人之自由個性狀態中實現了有機統一,并進而從不同層面延展出一種深層的、內在的生存狀態。

  美好社會要以制度化的自由個性,超越非制度化的自由個性。自由個性作為人的一種生存狀態,并作為一種遠大的目標圖景,其實現必然需要現實的運動來推進,同時也需要制度的堅實捍衛與根本保障。美好社會的實現,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實則是同一進程的不同展開。“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美好社會的實現進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治理與制度發展的進程。為了實現現有條件下人之自由個性的充分展開,就必須調整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制度安排,使之為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全面發展提供體系化、常態化、制度性的保障。

  總而言之,“反思、揚棄與超越”作為美好社會的第一重圖景,其將內在地彰顯出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社會圖景對比資本主義社會的顯著優勢與根本特征;實現人民的現實幸福作為美好社會的第二重圖景,其將使每一位生活于中國這一“政治—文化”共同體中的人民歷史性地感受到幸福感、獲得感的提升;實現現有條件下的自由個性作為美好社會的第三重圖景,其將推動“現實的個人”不斷邁向自由全面發展的階梯,即便其最終實現仍然是一個久遠的歷史進程。

  四、道路自信與民族復興的變奏:美好社會的深層取向

  “美好”的社會圖景必然有其深層的、內在的價值指向,這種深層的價值指向支撐其成為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理想的、臻于“至善”的社會圖景。實際上,“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環,都有這種為時代所規定的特色所在”。美好社會是在中國發展演進中所要經歷的一個歷史時期,理解美好社會背后的時代規定性及其深層意蘊,對于我們推進美好社會的實踐、定位美好社會的發展意義重大且深遠。從美好社會的一般性特征來看,其深層取向與文明意蘊可以從道路自信與民族復興兩個核心維度加以把握。一方面,道路自信作為一個時代性的命題是多層次展開的:其一,有“道路”可自信,這條道路正是中國人創造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推進美好社會、創造美好生活的正確道路,這一道路探索的關鍵在于“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既有別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也不是對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復刻。正如習近平所言,“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其二,有“道路”需自信,這條道路的推進對美好社會的實踐有著內在的促進作用。只有以自信的面貌來實踐與發展這條道路,美好社會才能從理論轉變為現實。另一方面,民族復興本身包含著三個維度的內容:一是主體維度,偉大復興的領導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參與主體是全體中國人民,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實現偉大復興,這一點與美好社會是一致的。二是時間維度,偉大復興的實現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接續奮斗的宏愿,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推進方式,其在小康社會結束之后的新階段有賴于通過美好社會的建構來加以推進。三是空間維度,偉大復興主要意指中華民族在本民族共同體的生活空間中的復興,其是一種和平的、非擴張的、正義的復興,同時這種復興不僅追求著中國人的美好社會、美好生活的實現,也對世界秩序的調整、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有著積極意義。

  美好社會是道路自信與民族復興在社會層面的現實展開。即這是一個開創文明發展道路之新類型的社會圖景,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再現昔日榮光的社會圖景。第一,美好社會的發展有其內在方向,即順應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一趨勢從中期來看正在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美好社會發展深層指向的偉大復興首要是民族的復興,這種復興不是抽象的,而是落實到人之生存狀態變革的具體現實當中的。正所謂,“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終要體現在千千萬萬個家庭都幸福美滿上,體現在億萬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上。”復興意味著對歷史上中國曾經走過的輝煌文明旅程的當代發揚,正如雅斯貝斯(又譯作雅斯貝爾斯)所言,“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對這一開端的復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情”。美好社會意味著復興圖景在社會層面的展開,即要深層彰顯出中華文明的歷史底蘊與現代價值,為人類提供一種可能的文明發展進路與社會發展進路,而告別濫觴于西方的現代性宰制一切的社會圖景。第二,美好社會的到來同樣意味著中國道路的實踐進入了嶄新的階段,人們心中對道路的自信程度與認識程度又深了一層、進了一步。在雅斯貝斯看來,“社會主義是當代人類的普遍傾向,它趨向于對勞動和勞動產品的分配進行組織,這將可能使全人類獲得自由。在這個范圍內,今天幾乎每個人都是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是一條注定通向平等與自由的道路,這一社會形態不僅是歷史的、現實的,更是合乎人的內在價值與利益需要的。其中,美好社會正是中國社會主義推進平等與自由實現進程的重要歷史環節,對于這樣一條道路、一種社會圖景的自信,無疑是切中歷史本質的。從目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來看,美好社會不僅可以從實踐進程中證成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與必然性,而且在內在尺度上提升了全體人民的道路自信程度,即內在尺度與外在尺度在社會圖景及其實踐中是合二為一的。

  美好社會的實踐及其在道路自信與民族復興雙重維度上的展開,在深層意義上象征著中國這一古老而又嶄新的文明不斷實現現代生長。湯因比從歷史的角度對文明進行了考察,他認為“文明好象是通過活力而生長起來,這種活力使文明從挑戰通過應戰再達到新的挑戰”。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形勢之下,美好社會作為文明現代生長的社會場域,其面臨著變革性的歷史機遇與復雜性的歷史挑戰。“挑戰—迎戰—挑戰”是湯因比對于文明生長過程的規律探尋。的確,從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來看,其內在的具有一種韌性與生長性,總是在應對不同的挑戰、沖擊當中反而實現文明的演進與生長。任何一種異質性文明的匯入,都沒有改變中華文明自身的價值內核與基本屬性。美好社會作為道路自信與民族復興在新時代的深層體現,其內在指向著中華文明即將實現對于西方現代性——即構成西方世界運轉的中軸——的內在超越。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美好社會還意味著中華文明的現代展開,與古代中國不同,作為一種社會發展圖景的美好社會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一方面,美好社會的合規律性在于,其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走向以及人類歷史的發展走向是一致的,其始終在規律的尺度下展開。另一方面,美好社會的合目的性在于,其融入了中國主題對于道路探索、文明生長與民族復興的深遠追求,其必將呈現出一種多樣的、現代的、美好的社會圖景與文明圖景。

  道路自信與民族復興的雙重變奏內在要求美好社會作為深層支撐。從根本上看,道路自信與民族復興有其客觀基礎,但仍是一種觀念意義、價值意義上的狀態描摹,二者都是中國人心中對于道路、民族發展境遇的現實感受與價值評價。美好社會是一種中觀維度的社會圖景,其在宏觀層面上歸屬于社會主義的社會圖景,是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呈現出的階段性圖景。我們注意到,道路自信必須有現實根基,必須有強大的物質基礎與社會生活變革的成就,人們才能從現實中、生活中來體驗、感受、認識與思考道路的內在優越性與變革性意義。美好社會正是新時代道路自信的深厚來源,其在21世紀的歷史尺度下證成社會主義的生命力,證成民族復興前景的現實性。深入地看,民族復興這一命題內含著兩個前提性的條件,一是中華民族過去曾經“興”過,即作為民族共同體的中國有過輝煌的歷史,但近代由于外在的殖民與壓迫而一度走向了“衰亡”;二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種更高標準、更為廣泛、更加深刻的復興,而不是對于過去的簡單復刻與延續。因而,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正是“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的歷程。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推進民族復興的實踐已經走過了一大半,新時代這一目標與任務的實現,有賴于通過美好社會、美好生活的實踐來加以推進。“從本質向度看,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華民族的興盛具有同一性”,民族復興不可能脫離于美好社會、美好生活的框架中獨立實現,而是社會發展、民族發展整體的、有機的、關鍵的一環。我們必須深刻理解民族復興在中國實踐中的多維展開與不同側面,深刻把握民族復興與社會發展其他領域、其他側面的內在關聯。實際上,道路自信、民族復興與美好社會是相互支撐的,三者既有觀念層面的內在契合性,又有實踐基礎之上的同構性與協同性。“道路—民族—社會”實際上構成了我們思考新時代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的核心參考坐標系,構成了我們正確認識與審視時代的觀念支撐與實踐支撐。

  美好社會的生成與演化具有歷史必然性,其在深遠意義上將開啟道路自信與民族復興的未來向度。道路自信與民族復興的時代深蘊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變遷與歷史發展的進程而內在變化的。美好社會的啟幕及其未來實踐,將為民族復興與道路自信注入全新的意涵,一種與新時代的高度相一致的意涵。一方面,美好社會將續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生性意義與外生性意義。對于世界而言,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之下,大國競爭當中的不確定性、不可控性因素日益顯現,“世界仍是由在無政府狀態下生活的國家所組成。無論是聯合國還是其他國際組織,都沒有針對大國的強制手段”。國際秩序的調整進入了關鍵的歷史時刻,中國國內美好社會的建構,實則構成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進程的內在支撐與有力保障。中國對外話語權的現實來源,正是由美好社會、美好生活所賦予的,不存在脫離成就的話語權。除此之外,中國美好社會的成就,將切實改善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態與生活境遇,向世界展現一種全新的社會發展圖景,為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提供文明發展與道路發展的新范式、新進路。另一方面,美好社會將書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現實性意義與世界歷史意義。美好社會的現實意義在于對人民美好生活的實現,與此同時,人民在這一社會中不僅是被政府服務的對象,更是發揮著自由自覺的勞動、不斷發揮自身主體性的能動存在。從更為寬廣的世界歷史視野來看,“如果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完成其現代化任務的同時將開啟出一種新的文明類型……那么,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定向的中國道路,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開始展現出它的世界歷史意義了”。美好社會正是中國道路彰顯世界歷史意義的核心場域,其標志著嶄新文明類型的誕生及其發展,其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現代篇章的全新書寫。

  結語

  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社會主義的未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深層問題,是“當代所謂的問題之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的那些問題的中心”。前者關乎理論與理念的原創性貢獻與內生性發展,后者關乎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及其實踐走向。從觀念與實際的內生性互動關系來看,美好社會作為美好生活在中觀社會層面上的現實展開與有力支撐,應當將其納入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視野與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加以審視與沉思。美好社會這一標志性概念的提煉與生成,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科學揭示與解答了小康社會之后中國社會“向何處去”這一根本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的可能未來以及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可能發展方向,具有關鍵性、內生性的意義。

  縱觀中國社會變遷之“大歷史”的進程,小康社會與美好社會作為社會有機體發展的中國圖景與中國進路,二者之間既具有歷史延續性,又具有歷史發展性。不論是“小康”還是“美好”,其都不僅是一個社會發展程度的修飾詞,更是一種人之生存狀態的生動描摹,這些社會圖景都追求社會發展與人之發展、“物”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的內在統一,只不過二者所處的歷史方位有所差異,二者所承載的歷史任務有遞進關系而已。小康社會也好,美好社會也罷,都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社會發展狀態的規律性認識,并將這種規律性認識轉化到實踐當中,進一步生成這兩種社會圖景的豐富內涵。就歷史而言,小康社會依然成為一種社會發展之“實然”狀態的寫照,美好社會仍處于圖景描摹、整體規劃的階段之中,但由于其到來的歷史必然性,這一社會圖景在其誕生之日起便令人心向往之。從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來看,美好社會所橫跨的歷史尺度或許只是璀璨歷史星河中的一段,但這一段無疑是意義深遠、承上啟下的重要一段。特別是美好社會的歷史方位,要深度證成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優越性與發展潛力。

  將美好社會上升到世界與人類整體的高度進行沉思,不難發現,這是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也是一個呼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前者與后者實不可分離,一個指向時代之深層境遇,一個指向時代之發展方向。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中國要想推動社會進步與社會變遷,是十分艱難的。與此同時,世界要想超拔于現代性所構筑的絕對秩序,實現國家精神的成長與現實的進步也是十分艱難的,這往往涉及多方面歷史因素的相互作用。因而,中國推動美好社會以及微觀層面上的體現——美好生活的實踐與實現,從深遠意義上來看正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進路,即將中國人之美好生活、中國人之美好社會的方案、智慧,以和平、共享的方式傳向世界,為更多國家實現自身社會進步提供全新的可能性。人類的命運從來沒有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孤立的、靜止的世界,而是一個充滿矛盾與張力,亟待對其秩序進行調整與重構的世界。每一個國家的社會進步、社會發展,特別是大國的崛起與發展,大國社會內部的變化與調整,都可能意味著整個人類命運的復雜演變。美好社會的世界歷史性,在于對這個變動的世界提供社會發展的“不變”(即規律)與“變”(即主體的能動性)的和諧統一。這一社會圖景既順應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又能夠賦予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每一個人實現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人類的共同未來,與中國美好社會的實現進程息息相關。新時代所要推進的美好社會、美好生活實踐,使當代的中國真正成為歷史的同時代人與哲學的同時代人,甚至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已然開啟了領先于時代的偉大實踐。

 

作者簡介

姓名:項久雨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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