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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公共管理倫理變遷:從傳統社會到大數據時代
2019年10月23日 09:19 來源:《中國行政管理》2019年第6期 作者:胡鍵 字號
關鍵詞:大數據;公共管理;秩序;正義

內容摘要:從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來看,技術在塑造社會關系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尤其是大數據不僅改變了人類的思維,而且也重塑了當今的社會關系,特別是重塑管理/治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社會關系。

關鍵詞:大數據;公共管理;秩序;正義

作者簡介:

  從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來看,技術在塑造社會關系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尤其是大數據不僅改變了人類的思維,而且也重塑了當今的社會關系,特別是重塑管理/治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社會關系。

  一、管理/治理的兩種倫理取向

  管理/治理的倫理是什么?這個問題本來非常復雜。無論是管理還是治理,大致存在著兩種倫理取向,一種是以公共秩序為道德標準的倫理取向,另一種是以公共利益為道德標準的倫理取向。兩種不同的倫理取向決定于權力主體在管理或治理中的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前者強調秩序,后者強調正義。

  不過,秩序與正義之間是存在著張力的,也就是二者之間的邊界是模糊的。在公共行政主體(主要是指政府)看來,沒有秩序就很難實現公共利益。然而,管理 /治理的主體往往在追求秩序的時候而忽視了公共利益,甚至為秩序而秩序,于是管理/治理演變為“維穩”的管理/治理行為。在這種情形下,正義的政治倫理也會在其中發揮“矯正”的作用,甚至作為一種現代公共政治所追求的目標而對“秩序”的政治倫理產生一種“擠出效應”。在持正義的政治倫理的人看來,公共利益的增長會帶來良好的秩序或者也叫“善治”,而僅僅以秩序為政治倫理為目標反而很難真正走向“善治”。

  二、大數據在公共管理中如何統合正義和秩序?

  大數據嵌入到公共管理之中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倫理問題。與傳統社會的公共管理主要注重秩序的情形不一樣,大數據對公共管理的嵌入,就是通過大數據技術與人文精神的融合來彰顯出公共管理的正義與秩序兩種價值的統一。

  第一,技術是人類智力勞動的結果,毫無疑問技術是為人類服務的。公共管理的本質就是通過規訓力量(disciplinary power)包括道德規訓(即自我規訓selfregulate)、行為規訓、法制規訓來建立秩序。然而,這一切的規訓方式都受制于人自身的缺陷而導致公共管理的秩序漏洞。大數據技術的嵌入就是為了彌補人自身的缺陷而發揮特殊的規訓作用。這種方式就是數據規訓。

  第二,技術為人類服務的還在于技術促進人類利益的增長。大數據技術嵌入公共管理根本的是為了促進公共利益的增長,而公共利益的增長是秩序合法性最重要的來源。然而,秩序合法性的另一個來源還在于利益分配,秩序(或者說是社會關系)的合法性,“不是以集體利益而是以分配性利益為取向的”。而大數據技術不僅能夠促進公共利益增長,而且還能夠促進分配性利益的“合規則性”。

  第三,從管理目標來看,公共管理以“善治”為目標,“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時候管理過程”。傳統的合法性來自于對權威的認同,但大數據條件下,去中心化、去權威化的情況非常明顯,公眾并不認同一個權威的存在,而在于強調管理主體的政府與管理對象的公眾之間進行協商,從而達成一致和共識。這是大數據技術下公共管理得以走向善治的前提。

  第四,大數據嵌入公共管理后在促進公共利益增長的同時也遭遇一個全新的課題即個人隱私保護的問題,但大數據技術在運用于公共管理之中時始終將個人隱私放在第一位。這是因為,個人隱私既涉及秩序價值也關系到正義的價值。在數據透明的前提下,既要增進公共利益,也要切實保護個人隱私。在當前情況下盡管很難兼顧,但作為一種管理目標,正義倫理的價值訴求是一種必然。

  三、未來研究的發展趨勢

  大數據技術融入公共管理后,技術不僅填補了秩序的漏洞,而且也為正義的訴求打通了更加寬廣的通道。但是,技術異化的情況隨處可見,制度設置尤其是法律制度的暫時缺位,使正義的訴求陷入諸多的矛盾悖論之中。也正因為如此,未來關于大數據技術嵌入公共管理的研究不得不回應以下問題:

  第一,數據的采集權與數據的歸屬權之間的關系問題。數據的智能采集方式是不會去征求數據產生者的意見。那么,數據的歸屬權是誰呢?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數據交易權就很難確定。盡管數據交易已經非常普遍,但中國法律對數據交易權屬迄今未做明確規定。法律的滯后性更加劇了數據采集權與數據歸屬權之間的矛盾。

  第二,數據的使用權與數據安全之間的關系問題。數據使用權是數據權的重要內容。數據使用權一方面指直接使用數據的權利,即將采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挖掘和探究;另一方面數據使用權還包括對已經挖掘出來的數據價值的使用權。后者屬于數據挖掘者,這是沒有爭議的。對數據直接的使用權往往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同時,對數據的使用還包括數據創新。

  第三,大數據的儲存權與數據知曉權之間的關系問題。大多數情況下數據儲存是被儲存者加密的,不管這些數據來自何處,儲存者會以各種理由尤其是商業機密、安全等理由而加密。這樣就傷害了數據產生者和用戶對數據的知曉權。知曉權同樣是大數據權的一個基本構成要素,特別是大數據本身是倡導數據的透明性,也就意味著對數據的知曉權是普遍性保護的。但是,在數據儲存者的私利之下,知曉權就被成為數據安全的犧牲品。

  第四,大數據的開放性與個人隱私權之間的關系問題。一方面,在數據采集的過程中,無處不存的“第三只眼”把個人數據采集和儲存起來并進行分析與挖掘。另一方面,在這種情形下,涉及個人隱私的數據還被反復利用,為商家產生了創新性的用途。因此,大數據技術嵌入公共管理之后,數據的算法權威建立起來后,很有可能是個人自由(正義的內容之一)的被推翻。然而,這是與公共管理的秩序與正義的統一原則是相悖的。

  上述矛盾歸根到底在于公利倫理與私利倫理的矛盾,也是秩序與正義之間的矛盾。數據的公共性客觀上是追求公利倫理的,但數據產生、使用、挖掘等未必是出于公共性的目的,相當多情況下是出于私人性的目的,是受私利倫理所左右的行為。在法律尚未覆蓋這些領域的情況下,公共管理很難通過對數據的生產者、使用者、挖掘者等的約束而使矛盾得到解決。即便是法律完全覆蓋了這些領域,但法律也本不能公利倫理與私利倫理統一起來。因此,未來大數據條件下的公共管理研究將不得不回應大數據技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繼續制造漏洞和陷阱,還是漏洞的填埋者?這既取決于人類對技術的駕馭能力,也取決于人類能否最終克服私利倫理而走向公利倫理,從而實現秩序與正義價值的有機統一。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中國行政管理》2019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王禧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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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鍵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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