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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史前筑城技術略論
2019年11月06日 10:53 來源:《文物春秋》2018年05期 作者:郭榮臻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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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要:河南史前圍垣城址為數較多, 筑城技術多樣。在墻基處理方式上, 以基槽式為主, 平地起建式次之;在城墻主體的建筑方式上, 以版筑為主, 夯筑次之, 堆筑最少。與其他文化區相較, 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史前城址筑城技術先進, 可稱為史前筑城技術流派“中原模式”下“河洛亞模式”, 是社會復雜化的產物, 在文明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對后世城市建設有較為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河南;史前;城址;筑城技術;建筑考古

  基金: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海岱地區龍山時代生業經濟研究” (項目號:17RWZD07) 的資助

 

引 言

    城市考古作為聚落考古的重要組成, 伴隨中國考古學走過了近90年的歷程。據不完全統計, 截至2017年底, 中國境內發現的史前城址已逾百座。中原地區作為史前幾大文化區的重要組成, 也有為數不少的城址被揭露出來。就今河南省域來看, 史前城址在仰韶時代已現端倪, 龍山時代先民開展了大規模的筑城運動, 揭開了今河南地區早期城市化的序幕。筑城技術作為史前時期重要的科技, 對城址這樣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廣義的筑城技術包括城市的選址、規劃、布局、規模、形制、城墻建造技術等一系列建筑程序中的文化因素[1], 而狹義的筑城技術則專指城垣及其附屬設施的建筑技術[2], 本文取其狹義概念用之。廣義的史前包括殷商文化以前的漫長時期, 狹義的史前則指二里頭時代之前的時期, 本文亦取其狹義概念。就學界以往的研究來看, 有學人提及中原地區先秦時期的筑城技術[3], 亦有學人在對中原先秦城市防御體系的研究中涉及了城建技術[4], 但既有研究或為時過早、未將新近考古發現涵蓋其中, 或非專題研究、未展開探討。有鑒于斯, 對河南地區史前筑城技術的重新審視尤有必要。筆者不揣冒昧, 擬就此問題管陳幾點拙見, 不當之處, 懇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河南史前城址的發現

  經由考古發現的河南史前有垣城址共計14處, 其中仰韶時代2處, 龍山時代12處。這14處城址分屬仰韶文化的大河村類型、下王崗類型, 龍山時代的王灣三期文化、造律臺文化、后崗二期文化等。

  (一) 仰韶時代

  1. 鄭州西山。城址位于鄭州西郊古滎鎮孫莊村西, 北靠西山, 南臨枯河。城垣平面近圓形, 現存面積約1.9萬平方米, 含城墻、壕溝則達3.45萬平方米。城墻外有城壕, 城壕外有外圍壕溝。城墻寬5~6米, 系版筑而成, 北、西城墻上各有一座城門, 北城門外有一道東西向護門墻, 長約7米, 寬約1.5米, 夯筑堅固, 城址年代約為距今5300~4800年[5]。有學者認為該城與黃帝之都“有熊”相關[6]。

  2. 龍山崗。城址位于淅川縣滔河鄉黃楝樹村西。城墻底部寬14~31米, 系夯筑而成, 由內、外護坡和城墻主體3部分組成。城墻上窄下寬, 夯筑堅實, 質地緊密。城墻外有壕溝, 走向與城墻一致。發掘者根據遺址周邊的地勢、地貌認為該城城垣、壕溝的修建系防御外敵的需要[7]。

  (二) 龍山時代

  1. 溫縣徐堡。城址位于溫縣武德鎮徐堡村東, 北臨沁河。城垣平面呈圓角長方形, 東、西、南三面城垣殘長分別約200米、360米、500米, 北墻被沁河沖毀, 城址面積約20萬平方米。西城墻寬約8~10米, 南城墻局部寬約14.4米, 墻體系夯筑而成, 夯窩明顯, 圓形圜底, 直徑約3~4厘米。東、西城墻中部各有一寬約10米的缺口, 疑為城門所在。城址年代約當龍山文化晚期[8]。有學者認為該城為禹在覃懷治理洪水時的重要城邑[9]。

  2. 博愛西金城。城址位于博愛縣金城鄉西金城村, 北倚太行山脈并傍勒馬河, 西南瀕臨運糧河。城垣平面近圓角長方形, 東、西、南、北四面城垣分別長約440米、520米、400米、560米, 城內面積25.8萬平方米, 含城墻達30.8萬平方米。城墻系堆筑而成, 東墻寬約10米, 北墻與西墻寬約25米, 南墻寬度介于二者之間。城外有城壕。城的始建和使用年代在龍山文化中期前后, 于龍山晚期廢棄[10]。

  3. 登封王城崗。城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鎮西北崗地上, 周邊有山地, 東靠五渡河, 南臨潁河。大城城垣平面呈長方形, 東西復原長約600米, 南北復原寬約580米, 面積達34.8萬平方米。以保存較好的北墻為例, 墻體系修整不平地面后平地起建, 夯筑而成, 夯層厚約8~20厘米不等, 夯層間隔以細沙, 夯窩清晰, 直徑約5~7厘米。城西、北墻外有城壕, 東、南墻外則以自然河溝作城壕。北壕長約620米, 西壕殘長逾130米, 寬約10米, 殘深約1~2米[11]。東、西小城皆近方形, 面積各約1萬平方米, 位于大城的東北部。兩座小城皆有基槽, 夯筑而成, 從夯窩形狀看, 夯具應為河卵石。東城為五渡河沖毀[12]。城址年代約當龍山文化晚期, 小城早于大城。有學者認為小城為“禹都陽城”[13], 另有學者認為小城為“鯀作城”, 大城為陽城[14]。

  4. 新密新砦。城址位于新密市劉寨鎮新砦村, 周圍有雙洎河等河流。大城城垣平面近方形, 面積約70萬平方米, 城外有城壕, 含城壕面積達100萬平方米;小城位于大城中部, 僅存西、北、東三面壕溝, 不見城墻, 面積約6萬平方米。城址始建于龍山文化晚期偏晚階段, 主要使用于新砦期, 廢棄于二里頭文化早期[15]。有學者認為該城址即夏啟之都[16]。

  5. 新密古城寨。城址位于新密市曲梁鄉古城寨村河畔臺地上, 西臨溱水, 東、南有無名河。城垣平面呈長方形, 面積達17萬平方米, 北、東、南三面城墻保存完好, 西墻被溱水沖毀。以保存最好的東墻為例, 地下基礎長353米, 寬85.4~102米;地上墻體長345米, 底寬36~40米, 高13.8~15米。發現有南、北兩處城門, 城墻系版筑而成, 城外有護城河, 城內有高規格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城址年代約當龍山文化晚期[17]。有學者認為該城與黃帝古都軒轅丘[18]、祝融之墟[19]或大隗氏有關[20]。

  6. 平頂山蒲城店。城址位于平頂山市衛東區高皇鄉蒲城店村北。龍山城垣平面呈長方形, 西墻殘長124米, 南墻長約246米, 城內面積約2.46萬平方米, 含城壕面積約4.1萬平方米。城壕寬約23.4米, 深約4.3米。城的主要使用年代為龍山文化中晚期[21]。

  7. 郾城郝家臺。城址位于漯河市郾城區石槽趙村東北臺地上。城垣平面呈長方形, 南北長約222米, 東西寬約148米, 面積約3萬余平方米。城垣保存不好, 殘存有夯土墻體, 并發現了基槽。城垣外有城壕。城址始建年代約當龍山文化早期[22]。

  8. 淮陽平糧臺。城址位于淮陽縣東南大朱莊西南高地上。城垣平面呈正方形, 邊長約185米, 城內面積約3.4萬平方米。城墻系夯筑而成, 底部寬13米以上, 頂部殘寬8~16米。發現南、北兩座城門, 南門處有土坯壘砌的門衛房, 路面下有陶制排水管道。城外有寬深護城河。城址始建于龍山文化早期, 到龍山文化晚期廢棄[23]。有學者認為該城系太昊之墟[24]。

  9. 濮陽戚城。城址位于濮陽市區南部。城垣平面呈圓角方形, 東西長約420米, 南北寬約400米, 含城墻面積約17萬平方米。城墻底部寬約23.65米, 頂部寬約13.2米, 殘高約4.8米, 墻體分主墻體、多次修補墻體兩部分, 采用了方塊版筑、夯筑、堆筑等方法。夯窩明顯, 圓形圜底, 似為單棍夯。墻外有城壕, 南城墻上缺口或為城門[25]。

  1 0. 濮陽高城。城址位于濮陽縣五星鄉高城村。城垣平面待考, 北墻長約2600米, 東墻北段長約250米, 西墻北段長約150米。城垣墻體底部寬22~26米, 高約7米, 夯筑而成[26]。有學者認為該城為帝丘[27]。

  1 1. 安陽后崗。城址位于安陽市洹水南岸高崗上。1934年發掘時在遺址外圍發現有長逾70米、寬約2~4米的夯土城墻。城修建和使用于該遺址中晚期, 年代距今約4500~4100年[28]。

  1 2. 輝縣孟莊。城址位于輝縣市孟莊鎮東側崗地, 有龍山、二里頭、殷墟時期的三座城。其中龍山城垣平面近長方形, 面積達16萬平方米。城墻內外各有一條壕溝, 城外為寬約20米的護城河, 內為6~8米寬的壕溝。城墻系版筑而成, 發現有夾板留下的木板灰痕及向生土下挖的固定木板的基槽。東墻上有城門。有學者認為該城與共工氏有關[29]。

  除了以上得到學界認可的圍垣城外, 另有部分環壕聚落亦被視作城邑的類型[30], 我們雖不否認其作為城的可能[31], 但與圍垣城相較, 這些環壕聚落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有別, 在區域文明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可能存異, 由于沒有城垣等設施, 它們不是本文討論的主體。饒是如此, 它們作為聚落群中政治實體的可能性尚不能遽然排除, 囿于篇幅, 我們將其簡列于此。它們是:裴李崗時代的新鄭唐戶[32], 仰韶時代前期的靈寶西坡[33]、陜縣廟底溝[34]、陜縣三里橋[35]、新安荒坡[36]、新鄭古城村[37]、濮陽西水坡[38]等6處, 仰韶時代后期的宜陽蘇羊[39]、孟津妯娌[40]、洛陽古湛城[37]、鞏義雙槐樹[41]、滎陽青臺[42]、滎陽汪溝[43]、鄭州大河村[44]、鄭州建業一號城邦小區[45]、鄭州尚崗楊[46]、淅川溝灣[47]、鎮平冢洼[48]等11處, 龍山時代前期的孟津妯娌[40]、鄭州大河村[44]2處, 龍山時代后期的鞏義稍柴[42]、鄭州大河村[44]、禹州瓦店[49]、舞鋼大杜莊[50]、方城平高臺[51]、信陽孫寨[52]等6處。

圖一 墻基處理方式分布柱狀圖

圖二 主墻體營建技術分布柱狀圖

  二、河南史前城址的筑城技術

  就城垣自身而言, 建筑技術可以分為對墻基的處理方式、對墻體的營建方式兩個方面。就城垣的附屬設施而言, 由于河南史前城址的城門、馬面、甕城等發現少或暫無明確跡象, 本文所指主要為壕溝的掘造方式。壕溝與城墻, 作為史前聚落的兩大防御工程[53], 是史前城防體系的重要構成[54]。

  (一) 墻基墻基的處理方式, 除了建筑城垣之前平整土地這種基本程序外, 主要表現在基槽的有無。河南史前圍垣城址中, 除證據不明的龍山崗、西金城、徐堡、后崗外, 余者可分為平地起建式和基槽式兩種類型。前者有平糧臺、蒲城店、高城、戚城等4處, 后者則包括西山、王城崗、新砦、古城寨、郝家臺、孟莊等6處。兩相比較, 基槽式墻基比重高 (圖一) 。

  (二) 主墻體史前城址在營建時往往多種技術并用, 以淮陽平糧臺為例, 即存在堆筑、夯筑、版筑三種技術。為便于審視不同城址的城墻建筑技術, 我們以相關城址所使用的最高技術 (版筑高于夯筑, 夯筑高于堆筑) 為統計指標進行量化分析。就現有發現看, 河南史前城址使用堆筑技術的有西金城1處, 使用夯筑技術的有龍山崗、徐堡、新砦、蒲城店、高城、后崗等6處, 使用版筑技術的有西山、王城崗、古城寨、郝家臺、平糧臺、戚城、孟莊等7處 (圖二) 。與其他地區相較[55,56,57,58], 河南史前城址不僅版筑、夯筑比例高, 而且夯窩較為明顯, 多數呈圓形圜底狀。同一城墻上夯窩大小、深淺大致相同, 可能反映了夯具的標準化趨勢。以古城寨為例, 墻基底部使用石質夯具, 地面部分、墻體部分則使用圓形圜底的木質夯具, 夯窩成組分布, 可能為集束夯[17]。

  (三) 護坡已有發現表明, 河南史前城址多數存在護坡這一設施。以仰韶時代的龍山崗東北部城墻為例, 墻體剖面呈上窄下寬的梯形, 中部為城墻主體, 內外兩側有護坡。內護坡有11層, 外護坡也有8層, 外護坡最外3層可能是使用過程中對城墻的修補孑遺[59]。又如龍山時代的徐堡城址, 主墻體內外兩側皆有護坡, 護坡有多層, 每層護坡的厚度都在30~35厘米左右, 較主墻體的夯層厚。護坡的存在可以加固城墻, 延長城的使用壽命。

  (四) 壕溝壕溝包括圍垣城址外的壕溝和環壕聚落的壕溝兩個部分。近年來, 學界不乏對史前壕溝分類、功能等的探討[60,61,62,63]。事實上, 壕溝作為史前聚落尤其是城聚落外圍重要的城防體系構成, 其建筑技術對于功能的發揮起著重要作用。就現有考古發現來看, 無論是圍垣城的壕溝, 還是環壕聚落的壕溝, 皆呈現出大致相似的形態。剖面大體呈倒梯形, 惟開口寬度、溝底寬度、壕溝深度存異。如圍垣城中的濮陽戚城, 北壕溝緊貼城墻外側, 東、南、西壕溝分別距城墻約20米, 南、北壕溝寬約25~30米, 東、西壕溝寬約33~35米, 北、東、南壕溝深約3~7.5米, 西壕溝可能更深[25]。環壕聚落可以禹州瓦店為例:其西壕溝殘長210米, 復原長400米, 壕溝寬30米, 殘深2.4米;南壕溝殘長960米, 復原長1000米, 剖面為大口, 斜弧壁, 近平底;壕溝口寬24~27米, 底寬16~18米, 殘深2~3米[49]。壕溝的存在, 既可以疏通河流, 供給城內用水, 又可起到排水甚至防洪的作用, 還在聚落外圍形成了一道防線, 延長了外敵的攻擊距離,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軍事防御的功效。

  過去有學者曾根據筑城方法的不同將史前城址分為“中原模式”“南方模式”“北方模式”三大類型, 其中“中原模式”的城址包括中原、海岱兩大文化區[64]。就筑城技術的視角來看, 基槽、夯筑—版筑、夯具標準化等較高的技術手段, 可稱為“中原模式”下的“河洛亞模式”, 較“海岱亞模式”更為進步 (見筆者《河洛與海岱民族史前城建技術的比較觀察》, 2017年“唐嘉弘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暨中國古代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

  三、相關問題的討論

  1.筑城技術與河南史前城址的數量、形態與規模筑城技術對城的數量、形態與規模有著重要影響。首先, 筑城技術的出現和發展是城邑營建和大規模筑城運動得以開展的必要條件。從理論上講, 隨著筑城技術的傳播, 但凡有大量社會財富積累、充足人口供應的聚落群中的高等級聚落都有條件建設城邑。河南史前圍垣城邑、環壕聚落 (或城邑) 為數眾多, 是筑城技術發展的產物。其次, 河南史前城址在修建前多數存在平整土地、挖掘基槽的行為。基槽的存在不僅可以加固地基, 保持墻體的穩固, 還能起到確定城墻走向、規劃城墻形態的作用。再次, 筑城技術的發展, 使得大規模城垣、環壕的營建成為了可能。前已述及, 河南史前城址的筑城技術與同時期其他史前文化區相較, 處于領先的位置, 基槽、版筑、夯筑等技術手段有利于加高、加固城垣的防御效能與使用壽命。在經濟發展、社會分化、人口數量許可的條件下, 城的統治者有營建大規模城市的需求與能力。新砦、王城崗、徐堡、古城寨等大型城邑的建設與筑城技術的進步有著密切關聯。

  2.筑城技術與先民精神認知史前城址的不同形狀, 多系先民有意識的規劃結果。這些近圓形、不規則形、近方形、圓角方形等形狀的城市形態是先民認知的產物,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民的精神世界, 馬世之先生曾以“方塊田”闡釋方形城址的成因[65]。不同形狀的城垣是否有不同的深意, 這些深意是什么, 都有待于新的考古發現來證實。無獨有偶, 城墻營建過程中的人骨、獸骨填埋行為, 被認為是祭祀行為的反映, 可能與奠基禮儀有關, 城的營建者借這種活動以凝聚力量, 穩固人心, 祈求城墻的順利營建與城的長治久安, 河南史前城址如西山、古城寨等都存在這種現象, 足見筑城技術與認知考古的關聯。

  3.筑城技術與河南史前聚落結構的演變就已有考古發現來看, 中國史前社會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前裴李崗時代到裴李崗時代的平等社會、仰韶時代前期由平等社會向分層社會的過渡、仰韶時代后期的分層社會、龍山時代的早期國家等四個大的階段[66]。以海岱地區為例, 在這幾個階段中, 史前聚落結構也經歷了大致平等到分層統屬的演變, 出現了中心聚落、次級中心聚落、普通聚落等三至四級的聚落形態結構, 欒豐實先生認為可分別與城址、環壕聚落、不設防的普通聚落相對應[67]。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史前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大致相似的演變軌跡[68,69,70,71]。筑城技術的發展使得圍垣城、環壕聚落、普通聚落在物化形式上呈現了明顯的分野, 是促成聚落結構演變的因素之一。由最初的不設防聚落, 到環壕聚落, 再到圍垣城聚落, 反映了史前先民居住空間的發展, 這種發展背后蘊含著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歷史背景。

  4.筑城技術的社會歷史意義城市在早期社會復雜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廣域、長程地看, 這種物化載體是較為普遍的文明要素, 甚至在部分地區、時段可能是文明起源和國家誕生的唯一標志[72]。隨著這種技術的傳播與被接納, 越來越多的居于社會上層的先民認識到這種建筑對于防范洪水猛獸、防范外敵、隔絕普通民眾、標識身份地位、增加統治威嚴等諸方面的作用, 他們廣泛動員所能控制的聚落群民眾開挖壕溝, 夯筑起高大的墻體。已有研究表明, 隨著城的普及, 社會集團規模不斷擴大, 形成了多層級的社會政治結構, 反映了戰爭在社會政治領域越發劇烈的影響, 甚至促成了國家的形成[73]。筑城技術在史前社會組織結構變革、社會層級分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結語城市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在農業革命以后,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復雜化程度的加劇, “城市革命”[74]在中國史前幾大文化區發生, 這場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筑城運動[75]揭開了早期城市化進程的序幕。今河南省作為中原文化區的主要組成部分, 也融入了這場早期城市化的浪潮之中。河南史前城址普遍使用了基槽、夯筑、版筑等較高的土木工程技藝, 普遍存在環壕圍繞, 是史前筑城技術流派中“中原模式”下“河洛亞模式”的主要構成部分。筑城技術的出現與發展使得城市經歷了數量由少到多、形態由不規則漸趨規則、規模由小到大的演變過程。這些筑城技術為后世城市的營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城市考古工作的持續開展, 我們對史前城市的認知將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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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榮臻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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