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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凹窩石器功能小議
2019年11月06日 14:23 來源:《文物春秋》2019年第3期 作者:高云逸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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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摘要: 凹窩石器是我國新石器時代分布范圍較廣、延續時間較長的一類石質工具, 學界對其使用功能的判斷不盡相同, 多停留于主觀推測的層面, 缺乏深入細致的論證過程。通過與國外人類學材料對比分析可知, 我國新石器時代的凹窩石器至少有一部分是作為鉆木取火工具——鉆帽而制作和使用的。這一認識可以為研究史前時期的取火技術提供一個新的著眼點和突破口。

  關鍵詞: 凹窩石器;石鉆帽;鉆木取火工具;新石器時代

 

  在我國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常見一種帶有凹窩的石器, 其凹坑小而淺, 與加工食物的石臼及研磨顏料的石硯區別明顯。相關發掘報告或稱之為“砧石”[1]“鉆帽”[2]91, 或稱之為“餅形器”[3]“臼形器”[4], 還有的直接稱之為“石環”[5]313或“紡輪半成品”[6]193。從表面上看, 這些不同的定名是從不同角度對凹窩石器形制的直觀描述, 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其使用功能的認知存在著差異。事實上, 我們很難單憑考古材料就此類石器的功用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可喜的是, 類似的器物在國外人類學材料中屢見不鮮, 一些研究者還提供了大量可供比較的圖片資料, 這為分析國內凹窩石器的使用功能提供了有益的參考。筆者嘗試從考古材料出發, 通過與國外人類學材料的類比分析, 探討凹窩石器的用途, 不當之處, 請方家指正。

  一、中國凹窩石器的考古發現

  從時間上看, 我國目前發現的凹窩石器貫穿新石器時代始終, 但主要集中于前仰韶時代至仰韶時代這四千年左右的時間內。從地域分布上看, 除西部地區因材料相對較少而情況不明外, 該類石器總體呈現出北部多于南部的特點。這種時空分布狀況或與當前考古工作的規模有關, 也可能是不同時空范圍的人群在使用習慣上存在差別的客觀反映。需要說明的是, 由于凹窩石器形制簡單, 不同地域與年代的變化較不明顯, 很難以類型學的方法梳理其發展演變序列, 且該類器物時空分布范圍較大, 難以做到十分精確的統計, 故筆者僅對不同形態的凹窩石器進行簡要的類別劃分, 擇其要者加以介紹, 借此管窺其使用功能。

  依形狀的不同, 目前發現的凹窩石器大體可分為五型。

  A型圓形。依凹窩情況可分為二亞型。

  Aa型圓形雙面窩。石器兩面正中均有小凹窩, 邊緣銳者呈刃狀, 鈍者作圓弧狀, 外徑一般為6~12厘米, 厚2~5厘米。標本:陜西寶雞關桃園遺址H194∶2, 細砂花崗石磨制而成, 最長徑8.6厘米, 最短徑7.8厘米, 厚3厘米 (圖一, 1) [7]93;內蒙古烏蘭察布大壩溝遺址QDⅠF17∶8, 磨制較為規整, 直徑10厘米, 厚2厘米 (圖一, 2) [5]309。在所有凹窩石器中, Aa型出土數量最多, 如廣東深圳咸頭嶺遺址出土18件[8]34, 遼寧大連北吳屯遺址出土16件[1]。

  Ab型圓形單面窩。僅一面中部有凹窩, 另一面磨平, 剖面大體呈長條形, 外徑及厚度與Aa型大體相當。標本:遼寧阜新查海遺址F53 (1) ∶8, 花崗巖制成, 直徑9.13厘米, 厚3.1厘米 (圖一, 3) [9]461;陜西寶雞原子頭遺址H98∶1, 器體相對較大, 外徑16厘米, 厚5厘米, 凹窩直徑5厘米 (圖一, 4) [2]146。

  B型矩形。石器兩面正中有凹窩, 長、寬約為5~10厘米。標本:內蒙古烏蘭察布廟子溝遺址QMM28∶9, 呈長方形, 長6厘米, 寬4.8厘米, 厚0.7厘米 (圖一, 5) [5]83。

  C型不規則形。石器形態無固定規律可循, 凹窩數量多寡不一。標本:山東濟寧張山遺址J1∶19, 略殘, 器體有3個凹窩, 長9.6厘米, 殘寬4厘米, 厚4厘米 (圖一, 6) [4];河南舞陽賈湖遺址T22 (3) ∶26, 砂巖制成, 作不規則三角形, 凹窩直徑2.7厘米 (圖一, 7) [10]83。

  D型杯形。石器相對較厚, 一端有凹窩, 直徑約5厘米。標本:陜西寶雞原子頭遺址F6∶4, 最長徑7.5厘米, 最短徑6厘米, 厚4厘米, 凹窩深1厘米 (圖一, 8) [2]92;甘肅天水師趙村遺址T114 (2) ∶26, 大理巖制成, 直徑4厘米, 厚5厘米 (圖一, 9) [11]89。

  E型鈴形。僅有個別發現。標本:河南安陽后岡遺址T16 (4) ∶7, 凹窩較深, 高9.5厘米, 最長徑8.5厘米 (圖一, 10) [12]。

  在舞陽賈湖[10]357、安陽鮑家堂[13]等遺址的發掘報告中, 凹窩石器被稱為“鉆帽”或“鉆墊”, 表明編寫者已將其作為鉆具的一部分來認識了, 遺憾的是, 他們未就其具體的使用方式加以說明。最近有學者提出考古發現的穿孔未透的圓陶片可能是弓鉆墊片[14], 該觀點從以往籠統歸入紡輪范疇的凹窩陶片中分析出了鉆墊的功能, 頗具有啟發性。在此基礎上, 筆者參照國外人類學材料, 進一步推斷我國新石器時代的凹窩石器至少有一部分是作為鉆木取火工具的重要組成部分——鉆帽而存在的。

圖一我國新石器時代的凹窩石器

  1、2.Aa型凹窩石器 (關桃園H194∶2、大壩溝QDⅠF17∶8) 3、4.Ab型凹窩石器 (查海F53 (1) ∶8、原子頭H98∶1) 5.B型凹窩石器 (廟子溝QMM28∶9) 6、7.C型凹窩石器 (張山J1∶19、賈湖T22 (3) ∶26) 8、9.D型凹窩石器 (原子頭F6∶4、師趙村T114 (2) ∶26) 10.E型凹窩石器 (后岡T16 (4) ∶7)

  二、與國外人類學材料的類比分析

    難以見到人類物質活動的全貌是考古學一個不可回避的學科局限性, 然而在某些時候, 解決考古學問題的材料并不是不存在, 而是我們沒有采用合適的方法將其辨識出來。在凹窩石器的功能問題上, 人類學材料中大量現代民族的取火實例無疑對我們復原史前時期的生火方式大有裨益, 也為我們研究某些石器的使用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啟發。

  美國人類學家沃爾特·霍夫 (Walter Hough) 因將火作為人類文化中介進行研究而聞名[15]。1890年, 他歸納了若干種土著人取火的方法[16], 其中愛斯基摩人的取火方式尤為引人注目。具體可分為兩類:一是一人操作, 用嘴銜著鉆帽壓住取火桿, 左手固定取火板, 右手以弓帶動取火桿, 即“弓鉆法” (圖二, 1) ;二是兩人操作, 一人左手固定取火板, 右手用石鉆帽壓住取火桿, 另一人則用皮條帶動取火桿, 可稱為“繩鉆法” (圖二, 2) 。雖然弓鉆法與繩鉆法在使用工具上存在細微差別, 但兩者的操作原理均是通過工具轉動取火桿, 較雙手直接搓轉取火桿的手鉆法復雜, 其優勢也是顯而易見的, 轉速明顯較高, 生火速度極快。沃爾特·霍夫曾反復試驗過手鉆與弓鉆的生火速度, 前者需要30秒, 后者則僅需5秒[17]。

  沃爾特·霍夫還曾提到加拿大奧農達瓜 (Onondagua) 易洛魁人的取火器 (圖二, 3) , 但語焉不詳。米歇爾 (Marshall L.C.) 對其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將繩子的兩端綁在一個有孔的長條形木板兩側, 繩子中間部分縛在取火桿的上方, 轉動取火桿將繩子纏繞其上, 下壓木板使繩子漸漸松脫, 取火桿隨之旋轉。繩子松脫后繼續重復纏繞、下壓木板的過程。為固定取火桿并保證其轉速的均勻, 還需在桿下部套一木盤, 頂部壓一塊帶凹窩的木鉆帽[18]92 (圖二, 4) 。

圖二愛斯基摩人與易洛魁人鉆木取火工具圖

1、2、5.愛斯基摩人取火工具3、4.易洛魁人取火工具

  就形態而言, 我國新石器時代的凹窩石器與愛斯基摩人和易洛魁人的鉆帽具有明顯的一致性。那么它們的使用方式是否也相同呢?我們不妨再作一些類比分析。

  英國學者喬伊斯 (T.A.Joyce) 等對愛斯基摩人使用的取火工具有過簡要的介紹[19]13—15, 該取火裝置由取火板、取火桿、弓及鉆帽四部分組成。其中, 鉆帽的制作十分考究, 整體酷似舟形, 底部正中有安插取火桿的凹窩 (圖二, 5) 。

  1888年, 沃爾特·霍夫對美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成套取火工具作了詳實的介紹[17]531—587。鉆帽的質料有木頭、象牙、魚脊骨以及馴鹿距骨等, 如在弗羅比舍灣 (Frobisher Bay) 和坎伯蘭灣 (Cumberland Gulf) 收集的鉆帽分別由象牙和硬木制作而成, 二者均在一面中部鉆一凹窩 (圖三, 1、2) 。此外, 還有較多石木組合者, 多以木材制成易于手握的外柄, 石質部分則作為鉆帽的主體, 鉆出用于著力的凹窩。其中, 斯萊奇島 (Sledge Island) 收集的鉆帽比較細長, 中部鑲嵌一塊方形帶窩玉石 (圖三, 3) ;諾頓灣 (Norton Sound) 和安德森河 (Anderson River) 收集的鉆帽均作舟形, 中部分別鑲嵌一塊方形的大理石和黑石, 石頭中部鉆一凹窩 (圖三, 4、5) , 霍夫將其兩側翹起的部分形象地稱之為“翼”;巴羅角 (Point Barrow) 收集的鉆帽與諾頓灣、安德森河鉆帽的造型基本相同, 但“翼”更長, 中部所嵌凹窩石塊呈橄欖形 (圖三, 6) ;高雄 (Koggiung) 和托加克地區 (Togiak) 收集的鉆帽呈梭形, 中間鑲嵌黑色凹窩卵石 (圖三, 7、10) ;庫斯科維姆地區 (Kuskokwim) 發現的鉆帽嵌入一塊橄欖形帶凹窩黑曜石, 并經過精細的打磨拋光 (圖三, 8) ;布里斯托爾灣 (Bristol Bay) 獲得的鉆帽略呈水滴形, 中間鑲嵌橢圓形凹窩大理石 (圖三, 9) 。上述鉆帽均有配套使用的取火桿、取火板、弓或皮條, 操作方式包括弓鉆法與繩鉆法兩種, 通常認為前者的出現時間晚于后者, 且在便捷性上更勝一籌。

  美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鉆帽雖然在木柄外形上各具特色, 但均在中部鉆出安插取火桿的淺凹窩。對比來看, 托加克地區的鉆帽圓形石塊部分較厚, 整體特征與我國D型凹窩石器比較接近;弗羅比舍灣鉆帽的整體形態與我國E型凹窩石器十分相像;其他地區部分鉆帽所嵌圓形、方形的石塊在形態上分別與我國A型和B型凹窩石器相仿。

圖三 美國國家博物館藏鉆帽

  1.弗羅比舍灣鉆帽2.坎伯蘭灣鉆帽3.斯萊奇島鉆帽4.諾頓灣鉆帽5.安德森河鉆帽6.巴羅角鉆帽7.高雄鉆帽8.庫斯科維姆地區鉆帽9.布里斯托爾灣鉆帽10.托加克地區鉆帽

  形態決定功能, 國外鉆帽與國內凹窩石器在形態方面的相似性暗示了其功能的一致性。雖然尚不能確定我國新石器時代的凹窩石器是否有便于嵌裝的木柄, 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作為鉆帽來使用的, 這類石器上的凹窩就是用于安插、固定取火桿的。由于木材本身就是易燃物, 當摩擦產生的熱量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點燃引火物, 因而干木顯然是取火板和取火桿最理想的用材, 但鉆帽材質的選擇卻無需滿足這樣的條件, 考慮到其在使用過程中的損耗問題, 鉆帽以石質或木石鑲嵌的形式存在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當然, 對于這類石器的功用我們也不能一概而論, 部分凹窩石器很有可能是石砧或石環、紡輪半成品, 甚至存在一器多用的情況。

  那么, 為什么鉆帽會在取火行為中得到普遍應用呢?英國文化人類學的奠基人、被譽為“人類學之父”的愛德華·B·泰勒 (Edward B.Tylor) 在述及鉆木取火技術時曾指出, 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在鉆的上部放一塊頂片 (top-piece) 以壓住鉆桿[20]261。鉆帽不僅可以保護手掌免受高速旋轉的鉆桿傷害, 從而有效地穩定取火桿, 還可以通過適度增加向下的壓力來增大取火桿與取火板之間的摩擦力, 從而提高取火效率。毋庸置疑, 鉆帽的應用是人類取火技術史上的一項重要突破。

  三、結論

  在我國古代鉆木取火工具的研究方面, 除新疆地區因實物資料較多而比較成系統[21,22,23]外, 大部分地區受材料保存條件的限制, 仍處于十分薄弱甚至完全空白的狀態。雖然在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過程中幾乎隨處可見與火相關的遺跡、遺物及現象, 但我們對于遠古人類獲取火的方式卻知之甚少。探索與復原古人的取火途徑是考古學的應有之義, 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卻是無力之舉, 畢竟取火桿、取火板及弓等有機質材料制成的工具對埋藏環境要求較高, 存世者甚少。鉆帽則不盡然, 石制品占有較高比例。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 石鉆帽是我們窺探我國古代, 尤其是史前時期大部分地區鉆木取火技術的重要突破口, 而這一問題得以深入研究的必要條件就是將作為取火工具的鉆帽辨識出來, 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與意義所在。

  應當承認, “活的”人類學材料雖然可以為解讀某些單純著眼于物質遺存所難以闡釋的考古學問題貢獻新的視角, 但只有在考古學材料與人類學材料相互印證的情況下才能取得接近歷史真實的認識。需要說明的是, 相關考古報告對凹窩石器的介紹大多比較簡略, 使得我們很難獲得除形狀、尺寸以外的更多信息。因此, 筆者希望今后能夠有針對性地對這類石器進行一些微痕觀察及殘留物分析, 以更直接的考古學證據來證明或檢驗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從這個層面來講, 與其說本文是解決了一個問題, 毋寧說是提出了一個值得關注與進一步探索的新課題。

  此外, 明代宋濂曾在《鉆燧說》一文中對當時的弓鉆取火過程進行了描述:“取赤杉二寸, 中析之。一剜成小空, 空側開以小隙, 一刮圓大與空齊, 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 冒之, 下端置空內。以細绹纏其腰, 別藉卉毛于隙下。左手執竹, 右手引绹急旋轉之, 二杉相軋摩, 空木成塵, 煙輒起。塵自隙流毛上, 候其煙蓊勃, 以虛掌覆空郁之, 則火焰焰生矣。”[24]對比前文的人類學材料可知, “上端截竹三寸, 冒之”顯然是指按壓、固定取火桿的工具, 即本文所探討的鉆帽。而我國海南島的黎族人直到今天取火時仍在使用弓鉆法和繩鉆法。其中, 弓鉆取火的工具包括鉆桿、鉆木板、引火物、弓和木板, 操作步驟是把弓弦纏在鉆桿上, 取火者左手用一木板壓住鉆桿頂端, 右手拉弓使鉆火桿急速旋轉;繩鉆法則是一人用木板壓住取火桿, 另一人反復拉動纏在鉆火桿上的繩索[25]。黎族人取火時鉆桿頂端所壓的木板就是我們所說的鉆帽。由此可知, 黎族人的取火方式與國外愛斯基摩人、易洛魁人及宋濂所記錄的中國古代人的取火方式完全相同。這一廣泛存在于古今中外的文化現象究竟是單一起源逐步向外擴散的結果還是多地區獨立出現的產物, 也是今后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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