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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偏好與出生性別比的動態關系:1979—2017
2019年11月06日 14:1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0期 作者:侯佳偉 顧寶昌 張銀鋒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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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侯佳偉,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北京 100081); 顧寶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 張銀鋒,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天津 300191)。

  內容提要:出生性別比是反映生命之初性別平等狀況的基本指標。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出生性別比偏離正常值且不斷升高,2008年之后呈現下降趨勢,但尚未恢復到正常范圍。男孩偏好往往被認為是出生性別比失調的重要誘因。基于152項調查的橫斷歷史元分析表明,近40年來,男孩偏好一直呈明顯弱化趨勢,中國人理想男孩數從1979—1989年的0.6人減至2010—2017年的0.4人,其占理想子女數的比例由34.5%降至27.9%。同時,女孩偏好也呈弱化趨勢,社會整體文化氛圍正在由有性別偏好向無性別偏好轉變。性別偏好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在于,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的弱化不同步,出現“相對數變動效應”。當男孩偏好弱化遲緩于女孩偏好弱化時,呈現出男孩偏好相對強化,從而在生育率持續下降的進程中,導致出生性別比上升。隨著男孩偏好與女孩偏好的弱化趨于同步,出生性別比也會恢復正常。

  關 鍵 詞:出生性別比/男孩偏好/相對數變動效應/橫斷歷史元分析

  標題注釋: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不一致現象的原因及其影響機制研究”(15CRK008)階段性成果。

  一、問題的提出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婦女解放和促進性別平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1949年及以前出生人口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為4.29年,不足男性6.53年的三分之二;而“80后”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0.92年,僅比男性少0.17年;到“90后”一代,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2.18年,甚至超過男性0.23年。①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明確提出:“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然而,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度《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對144個國家地區的男女平等情況排位中,中國位居第100位,導致這種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長期處于出生性別比失衡狀態。②

  出生性別比是反映生命之初性別平等狀況的重要指標。③國家統計局調查數據顯示,1979年出生性別比為105.8,尚處于正常范圍內。1982年出生性別比為108.5,超出正常范圍。此后不斷攀升,1990年達到111.7,2000年進一步上升至116.9,2004年高達121.2,此后,在120上下波動。2008年開始,出生性別比呈下降趨勢,從2008年的120.6降到2010年的117.9,到2015年時已降至112.6,但迄今尚未恢復到正常范圍。

  20世紀80年代始,一些國外學者和國際組織以出生性別比偏高為據,質疑和攻擊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男女平等的實現。④1991年,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彭珮云提出把出生性別比的研究工作納入國家計生委“八五”期間第一批研究課題,從此打破了國內出生性別比研究和宣傳的禁區。⑤經歷了十年左右的爭論,政府部門和學界逐漸達成共識: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真實存在,而并非由統計漏報所致。大量實證分析表明,出生性別比問題在全國范圍普遍存在,不分城鄉、不分地區,孩次越高出生性別比越高。⑥

  目前,“婚姻擠壓”及其可能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是學界、公眾和社會輿論最為擔憂的后果。⑦數年前,新聞媒體就發出過“2020年中國光棍數量將達3000萬”的預警。⑧在出生性別比的問題上,人們的擔憂仍然以男性利益為中心,事實上,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往往是對女性生命權、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嚴重剝奪和損害的結果。⑨

  多數研究者認為,男孩偏好、低生育水平和人工流產技術等因素相互影響、共同造成了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結果。具體而言,當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特別是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就會對子女性別結構形成強烈擠壓,導致長期存在的男孩偏好突顯。⑩與此同時,B超和人工流產技術的普及推廣應用,又為“選生”提供了實現手段。(11)因此,男孩偏好被認為是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但在男孩偏好的強弱及變化趨勢上,一直存有爭議。一些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的男孩偏好比較強烈。(12)另一些調查結果則表明,中國人的男孩偏好并不很強烈。(13)有學者對比了1979年至1998年的11項調查結果,認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男孩偏好均隨年代更替有所減弱。(14)那么,在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過程中,男孩偏好到底是在增強,還是減弱,抑或先強后弱?如何解釋男孩偏好減弱,而出生性別比卻依然處于上升之中?不澄清兩者之間的關系,不但難以解釋出生性別比的變動趨勢,而且容易在男女平等方面繼續為人詬病。

  實際上,出生性別比是一個相對數概念(分子是男性出生人口數,分母是女性出生人口數),反映了生育結果;而男孩偏好是生育意愿的表達,意愿對于行為和結果的影響并非是單向度或直接性的,因此不能將這二者簡單地關聯起來。為了更清晰呈現出生性別比與男孩偏好的關系,本研究引入理想子女性別比作為中間變量。(15)一些研究早已表明:與男孩偏好相對應,女孩偏好也長期存在。(16)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體現為理想男孩數和理想女孩數,兩者的比值即理想子女性別比,反映人們的生育性別意愿,并與結果層面上的相對數——出生性別比相對應。

  本研究認為,總體來看,從1979年到2017年,任何一個時點上,男孩偏好都強于女孩偏好,但縱向比較而言,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都在趨弱,社會文化氛圍從有性別偏好向無性別偏好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會出現一種“相對數變動效應”(relative number changing effect),而人們在認識上又可能存在“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

  “相對數變動效應”是指分子和分母的變動方向、速度共同導致相對數值的增減。在本研究中,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在減弱過程中會出現不同步現象,首先是女孩偏好趨弱速度快于男孩偏好,然后是男孩偏好趨弱速度快于女孩偏好,由此導致理想子女性別比先升后降。人們的生育行為受到社會相對性別偏好的影響,首先是女性出生人口數減少速度快于男性出生人口數,然后是男性出生人口數減少速度快于女性出生人口數,從而造成出生性別比呈現先升后降的變化過程。

  “錨定效應”是一個心理學概念,指當人們需要對某事做出判斷時,第一印象就如輪船沉入海底的錨一樣,會起到一種固定作用,先入為主地影響人們的判斷。(17)“相對數”的變動方向會給人留下像“錨”一樣的第一印象,人們對其分子變動方向的判斷和認識會比較容易地集聚在相對數變動方向上。例如,理想子女性別比上升時,人們會先入為主地認為其分子——理想男孩數也在上升,這時的判斷便受到了第一印象的影響;而出生性別比的上升,會將人們對男孩偏好變動趨勢的認識定格為“上升”。

  查閱相關文獻資料可知,1979年以來,尚未有全國范圍、持續性的關于生育子女性別意愿的調查,但在此期間,研究者在不同時間、地區開展了大量相關調查。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歷史橫截面的調查資料為當下的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們擬借助橫斷歷史元分析方法整合并分析以往的調查結果,對上述假設進行實證分析。

  二、數據與方法

  本文所用出生人口數和出生性別比統計數據均出自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普查、1%人口抽樣調查和年度人口抽樣調查,具體來源詳見標注。所涉及的理想男孩數、理想女孩數、理想男女均可數和理想子女性別比等生育意愿的數據均來自橫斷歷史元分析結果。

  (一)文獻收集標準

  元分析(meta-analysis)是對定量研究結果再次量化,它通過對多項相互獨立、但具有共同目標的研究結果,進行定量合并分析,綜合評價研究結果,得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18)橫斷歷史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把每個孤立的研究都看作是對某一個歷史時期一次獨立的橫斷面上的取樣,然后把不同時期的結果串聯起來考察隨著“年代變化”的情況。(19)它能夠把海量調查數據背后隱藏的規律簡潔清晰地展現出來,有效整合現有資源,讓我們對總體的發展變化趨勢產生清晰認識,還可以部分彌補缺乏追蹤調查的缺憾,有助于辨別階段性波動和長期變化趨勢,掌握總體情況和未來走向。(20)

  我們設法收集了1978年以來公開發表的關于生育子女性別意愿的研究成果,并按這些研究開展調查的時間進行了接續式排序,在此基礎上考察理想子女性別結構的變化趨勢。為保證研究質量,本研究在收集文獻時嚴格遵循如下標準:(1)文中明確報告了理想生育子女的性別結構,選項中包含“男女均可”,并可進行計算;(2)調查地區為中國大陸的31個省市***,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3)被訪者年齡在15—59歲之間;(4)文獻發表于197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5)若同一次調查獲取的數據被多次采用并發表,則選用數據最為完整且最先發表的一篇;(6)部分大規模、高質量的調查,通過與調查方聯系,獲得所需數據。

  依據上述標準,我們在中國知網上共檢索到121篇論文。最早一項調查是1979年張子毅等人在北京郊區進行的調查。數據庫錄入時,以省級地區作為單位,某個省某年的某一項調查為一個個案。倘若論文中報告了兩個以上地區綜合的結果,且無法細分至省,地區名稱則錄入為“兩個及以上地區”。在這121篇論文中,僅報告一個地區一年1項調查數據的論文有113篇,報告2項的有6篇,另外有2篇綜述性論文(其中部分資料未能找到原文),我們采用轉引方式對其進行編碼,共獲得17項調查數據,另有調查數據10項,這樣,便累計獲得省級及以上地區的152項調查結果。

  需要說明的是,調查年份均以文中報告的調查年份為準。有106項調查報告了調查年份,其中42.5%的調查發表年份距離調查年份在1年及以內的時間,21.7%的調查相距2年,35.8%的調查相距3年及以上,發表年份與調查年份相差年數的中位數為2年。還有36項調查未報告調查時間,按照慣例,使用中位數替代缺失值,即用發表年份減去2年獲得調查年份。(21)10項調查數據都有明確的調查年份。

  (二)文獻基本情況

  在這152項調查中,從樣本量來看,僅有1項調查未報告被訪者人數,被訪者人數最少的為75人,最多的為63451人,中位數為930人,共涉及被訪者46.6萬人。考慮到如果以樣本量為權數加權,那么超大樣本量的調查結果可能會“淹沒”樣本量較小的調查結果,所以本研究未進行加權處理。就資料來源而言,所有論文均發表在正規學術期刊上。從調查地區來看,中國大陸的31個省市***全覆蓋,每個地區都至少有1項調查,涉及兩個及以上地區的調查有19項。從調查時間來看,自1979年到2017年,除1980年、1982年、1987年、1988年、1992年以外,其余年份每年都至少有1項調查,最多達到15項。從調查對象來看,僅調查城市人口的有34項,僅調查農村人口的有50項,有11項調查既調查城市也調查了農村,并且分城鄉報告了結果,有47項調查對城鄉均進行了調查,但是未報告分城鄉的結果,有6項關于流動人口的調查,還有4項未說明調查地區。由于文獻中均未報告抽樣誤差,因此本研究無法計算抽樣誤差,屬于非等概率抽樣范疇。這152項調查幾乎覆蓋了絕大部分年份和地區,以年代來劃分,每個年代至少有22項以上的調查,1項及以上的全國性調查,而且均覆蓋東、中、西部地區。

  (三)測量工具

  生育意愿包含理想、期望和計劃三級測量。理想子女數量和結構適用于對群體生育觀念的測量,反映的是生育文化變遷;期望子女數量和結構可視為群體有可能達到的最高終身生育水平;生育計劃更有可能直接轉化為生育行為,有助于預測個體生育行為和預估群體生育水平。(22)受所分析文獻報告結果的限制,無法細分期望和計劃子女性別結構情況,僅能反映理想子女性別結構。這恰與我們探討性別偏好文化變遷的目的相匹配,故而本文使用了“理想”一詞。

  需要注意的是,個體和群體的性別偏好存在區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針對任何事物,不同的人都可能持有不同的偏好。在調查中,有的被訪者無性別偏好,有的偏好男孩,有的則偏好女孩。(23)個體對子女性別偏好有強有弱,強烈到一定程度時,他們可能在產前或產后實施人為干預進行性別選擇;偏好較弱時,則偏好僅會停留在“想一想”層面,不會落實到實際行為。(24)個體的偏好可以匯聚形成群體偏好,并反映為生育文化氛圍。本研究測量的理想子女性別結構實則是一種生育文化氛圍的表現。當生育文化氛圍寬容時,個體的子女性別偏好更有可能淡化,不去做子女性別選擇;當生育文化氛圍保守時,個體的子女性別偏好更有可能強化,強烈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選生”行為。

  梳理現有文獻,測量子女性別偏好的題目(即題干)大致可以分為3類:第一類,與生育數量意愿結合提問。例如,“您認為一個家庭最理想的孩子數是幾個?其中幾個男孩,幾個女孩,幾個無所謂男女?”(25)第二類,詢問理想核心家庭孩子性別結構,甚至包括不同性別的先后順序,少則列出3種結構,多則列出20種結構。例如,“對一個家庭來說,您認為什么樣的孩子組合是最理想的?”(26)第三類,分孩次詢問性別偏好。例如,“如果只生1孩,是生男還是生女好?若允許生兩孩,最好是什么?”(27)

  (四)計算方法

  測量結果(即選項)的報告形式又可分2種,上述第一類和第三類題目通常可獲得第一種結果,第二類題目的結果有兩種。第一種,文獻報告了理想子女的性別和數量交叉分布,據此可直接求得分性別理想子女數。比如,某項調查結果是:不要孩子4人,1個孩子不分男女140人,1個男孩20人,1個女孩11人,2個孩子不問男女27人,1個男孩1個女孩178人,2個男孩6人,2個女孩8人,3個孩子0人,共394人。(28)這項調查的平均理想男孩數為0.533=(1×20+1×178+2×6)/394,平均理想女孩數為0.520=(1×11+1×178+2×8)/394,平均理想男女均可數為0.492=(1×140+2×27)/394。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兒女雙全”是“均好”而非“偏好”,其實質是希望既有男孩也有女孩,故未單獨考慮“兒女雙全”情況,計算時,其人數或比例乘以2后平分至理想男孩數和理想女孩數中。有66項調查結果使用此方法進行計算,占152項的43.4%。

  第二種,文獻僅報告了男孩偏好、女孩偏好、男女均可和兒女雙全等前3種或4種情況的人數或比例,有86項調查結果如此報告,占152項的56.6%。假定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的理想子女數均為1,兒女雙全的理想子女數為2,男女均可的理想子女數為調查所得平均理想子女數,有12項調查未報告平均理想子女數,以1.82替代。(29)以各種情況的人數或比例作為權數,用加權算術平均數方法,求得理想男孩數、理想女孩數和理想男女均可數。比如,某調查結果是:偏男53人,偏女25人,兒女雙全344人,無偏好200人,合計622人;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755人。(30)這項調查的理想男孩數為0.638=(1×53+1×344)/622,理想女孩數為0.593=(1×25+1×344)/622,理想男女均可數為0.564=(1.755×200)/622。

  本文關于理想子女性別比的計算分為三步:第一步,分時期計算理想子女數的簡單算術平均數,描述理想男孩數、理想女孩數和理想男女均可數的變化趨勢,用方差分析法比較這三類平均數在不同時期是否存在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第二步,在每一項調查中,把理想男女均可數平分兩部分,分別加至上一步計算獲得的理想男孩數和理想女孩數,得到理想子女性別比的分子和分母。第三步,分子比分母得到理想子女性別比。此時得到的是4個時期的平均水平,以上升期(前3個時期)的數據為基礎線性擬合出1979—2008年理想子女性別比趨勢線,以下降期(后2個時期)的數據為基礎線性擬合出2008—2017年理想子女性別比趨勢線。由此得到的擬合理想子女性別比趨勢線與出生性別比計算相關系數,考慮到2008年是出生性別比的轉折點,以2008年為界,分別擬合上升期和下降期出生性別比和擬合理想子女性別比的皮爾森相關系數。

  三、男孩偏好變動趨勢

  基于對152項調查結果開展的橫斷歷史元分析表明,1979年以來,中國人的理想男孩數一直在顯著減少,由1979—1989年的0.59人減少到2010—2017年的0.43人,幾乎減少了1/3。理想女孩數則是先減后增,由1979—1989年的0.53人顯著減少到2000—2009年的0.34人,2010—2017年略有回升,為0.43人。理想男女均可子女數的增加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暫且不考慮。

  理想男孩數的減少可能是因理想子女的減少而減少,也可能是因男孩偏好減弱而減少。為了消除前者(數量)的影響,僅考察后者(結構)的影響,故計算理想男孩比例,即理想男孩數占理想子女數的比例。表1顯示,理想男孩比例在1979—1989年和1990—1999年基本穩定在34.5%,2000—2009年降到29.5%,到2010—2017年降至27.9%。理想女孩比例從1979—1989年的30.9%減少到2000—2009年的23.2%,之后有所回升,2010—2017年升至27.8%。而理想男女均可比例呈現大幅增長,從1979—1989年的34.6%增加到2000—2009年的47.3%,2010—2017年有所下降,為44.3%。總體而言,中國人理想男孩和女孩的比例均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男女均可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這表明人們對子女性別的偏好在不同程度地減弱。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2017年,盡管理想女孩比例仍然低于理想男孩比例,但是二者已經非常接近,僅相差0.1%。

  與以往多數調查不同,近幾年,在一些調查報告中明確寫道,偏好女孩比例超過偏好男孩比例,甚至在農村地區也出現此現象。(31)十多年前,如果談起“男孩偏好”,人們會覺得習以為常,如果有人說起“女孩偏好”,卻會吸引來眾多驚疑的目光;時至今日,“女孩偏好”已為人們所熟知、理解并接納,甚至逐漸成為一種流行趨勢,即:越來越多的人表示就是想生女孩。不難理解,理想女孩數和理想女孩比例均有所上升的現象。

  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理想男孩和女孩的數量及其比例均呈現出顯著減少態勢,如表2所示。比較而言,鄉村的理想男孩數和理想女孩數均高于城市。鄉村理想男孩和女孩的數量及其比例也一直處于減少態勢,城市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呈現下降趨勢,晚于鄉村。城市和鄉村的理想男女均可比例均呈現上升趨勢,城市上升幅度大于鄉村。這表明城鄉的子女性別偏好都在弱化,城市比鄉村弱化得更為明顯。

  受“錨定效應”影響,人們容易將出生性別比的上升歸因于“男孩偏好”的增強。但事實上,已有的152項調查結果顯示,理想男孩比例持續顯著下降,男孩偏好一直在減弱,從未增強過,而出生性別比卻呈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如圖1所示。

  數據來源:出生性別比:1978—1981年、1983—1989年數據來自顧寶昌、徐毅:《中國嬰兒出生性別比綜論》,《中國人口科學》1994年第3期。1990—1999年數據來自原新:《對我國出生性別比失衡人口規模的判斷》,《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1982年、2000—2015年數據來自國家衛生計生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人口與計劃生育常用數據手冊2016》,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7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生性別比偏高的鄉村,理想男孩比例也一直呈現出減少趨勢,從1979—1989年到2000—2009年下降較為緩慢,從2000—2009年到2010—2017年下降較為迅速,如圖2所示。

  圖2 鄉村理想男孩比例與出生性別比

  數據來源:同圖1。

  四、理想子女性別比變動趨勢和分解

  1979年以來,理想子女性別比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發展趨勢,具體情況如表3所示。理想子女性別比均值從1979—1989年的107.3上升到2000—2009年的113.6,2010—2017年回落到100.2,幾乎接近標志男女平等的100。相比較而言,理想子女性別比上升的時間幾乎持續了三十年,而下降則是近十年左右才發生的情況。

  中國人的理想男孩和女孩人數及其比例在顯著減少。為何理想子女性別比出現先升后降的現象?揭示子女偏好與理想子女性別比相互關系的關鍵點在于:理想子女性別比是“比”(ratio),即相對數,其變動方向由分子和分母的變動方向和大小決定。如果分子增加,分母減少,比值會增加。當我們看到理想子女性別比、出生性別比上升時,受到“錨定效應”影響,很容易想到這種情況,認為是男孩偏好增強,或女孩偏好減弱。正是由于陷入這種邏輯,以致多年以來我們都認為出生性別比上升主要由人們想“多生男孩或少生女孩”造成的。事實上,分子和分母變動方向并不一定相逆,也存在相一致的可能,比如當分子、分母同時下降,但下降速度并不相同時,會導致其比值增加或減少。理想子女性別比的變動恰好符合這種情況,詳見圖3。這一現象表明“相對數變動效應”是客觀存在的。

  圖3 理想男孩數、理想女孩數和理想子女性別比

  分年代而言,從1979—1989年到1990—1999年,分子(理想男孩數)減少了0.076人,下降速度為0.086。分母(理想女孩數)減少了0.084人,下降速度為0.102。分子減少幅度小于分母,分子下降速度慢于分母,使得二者比值呈現增強態勢,理想子女性別比從107.3增長到109.2。也就是說,分子和分母都在減少,僅是由于分子下降速度慢于分母下降速度,其比值——理想子女性別比便表現出上升態勢。

  從1990—1999年到2000—2009年,繼續保持上述態勢,且愈演愈烈。具體而言,分子僅減少了0.014人,下降速度為0.017,而分母卻減少了0.041人,下降速度為0.056。二者比值繼續上升,理想子女性別比從109.2增加到113.6。這便促成了男孩偏好的相對增強,由此也造成一種表象:男孩偏好是助推理想子女性別比乃至出生性別比升高的主要因素。

  從2000—2009年到2010—2017年,分子仍然保持減少態勢,分母有所增加。分子減少0.018人,下降速度為0.022。分母增加0.076人,增長速度為0.109。分子減少,而分母增加,二者比值呈現下降態勢,理想子女性別比從113.6下降到100.2。

  由此可知,理想子女性別比會因分子和分母的變動方向、幅度、速度不同而出現上升或下降趨勢。進一步來說,理想子女性別比的上升或下降并不意味著男孩偏好的增強或減弱。值得注意的是,男孩偏好盡管一直在減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并且男孩偏好強于女孩偏好的趨勢仍然存在。

  五、出生性別比的“相對數變動效應”

  如果把理想子女性別比和出生性別比的變動趨勢繪制在一張圖中,便會發現二者變化趨勢恰好相吻合,具體情況如圖4所示。第一階段(2008年及以前),出生性別比和理想子女性別比均上升,二者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825(p=0.000);第二階段(2008年以后),出生性別比和理想子女性別比均下降,二者仍然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32(p=0.001)。顯而易見,生育文化氛圍、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生育結果表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對理想子女性別比變動邏輯進行深入分析,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進我們對于出生性別比變動機制的理解和認識。

  圖4 理想子女性別比和出生性別比

  數據來源:1980年、1981年、1983—1989年數據來自顧寶昌、徐毅:《中國嬰兒出生性別比綜論》,《中國人口科學》1994年第3期。1990—1999年數據來自原新:《對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人口規模的判斷》,《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1982年、2000—2015年數據來自國家衛生計生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人口與計劃生育常用數據手冊2016》。

  出生性別比亦表現出“相對數變動效應”的規律性。表4列出了“四普”“五普”“六普”和兩次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分性別出生人口數及其環比增長速度。結果表明,從1990年到2000年,男性出生人口減少速度慢于女性,從2000年到2005年仍是如此,此時,出生性別比統計呈現增長態勢。從2005年到2010年,男性出生人口減少速度快于女性,出生性別比統計呈現下降態勢。從2010年到2015年,男性出生人口仍然在減少,而女性出生人口略有增加,出生性別比統計呈現出明顯的下降態勢。由此可見,在男性和女性出生人口數都減少的情況下,分子減少速度快于分母,導致出生性別比呈現增長趨勢。這與之前的研究發現相一致。(32)當男性出生人口數減少,而女性出生人口數增加時,即分子減少而分母增加,會導致出生性別比呈現下降趨勢。

  資料來源: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中國1990人口普查資料》,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年;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中國2000人口普查資料》,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2005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年;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中國2010人口普查資料》,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2015年》。

  1979年以來,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年輕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就業參與率日益提高,男女平等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女性的自主權和社會地位明顯提高,社會性別關系愈加趨向平等。然而,在此背景下,出生性別比卻出現了異常偏高的情況,并直接影響到中國在全球性別差距方面的排名。出生性別比是人口結構的起點,更是性別平等在生命之初的直接體現。(33)出生性別比的嚴重失衡必然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長遠、深刻、持久的影響。

  以往,人們易將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原因歸結于“男孩偏好”趨強,這其實是“錨定效應”的表現。也就是說,出生性別比這一相對數的上升給人們留下了強烈的第一印象,會讓人們先入為主地認為這主要是由想生男孩、男孩數上升所造成,即分子的上升直接助推了比值的升高。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在于:現有大多數研究受到調查時空限制,而不得不在一種靜態的框架下去認識、分析出生性別比的變動機制。有鑒于此,本研究嘗試采用橫斷歷史元分析方法,結合國家統計局數據,從動態、相對的視角重新審視男孩偏好、理想子女性別比和出生性別比的變動趨勢。

  首先,基于152項調查結果的綜合分析顯示,從1979年以來,男孩偏好呈現明顯弱化趨勢,中國人理想男孩數從1979—1989年的0.6人減至2010—2017年的0.4人,其占理想子女數的比例由34.5%降至27.9%。由于出生性別比是一個相對概念,在將男孩偏好作為一個變量引入分析出生性別比變化態勢時,應與女孩偏好相對照,而不是孤立地、單向度地評估它是趨強或趨弱。雖然在任何一個時點上,都表現出男孩偏好強于女孩偏好,但縱向比較而言,無論是男孩偏好,還是女孩偏好,均在不同程度地減弱。以一種宏觀性的歷史視角觀察近40年我國推動社會性別平等的發展歷程,中國社會正在從有性別偏好向無性別偏好悄然轉變。

  其次,從1979年到2017年,我國理想子女性別比經歷了先升后降的過程。盡管理想男孩數一直呈現下降趨勢,但是由于“相對數變動效應”的存在,理想子女性別比先升后降。從1979—1989年到2000—2009年,理想女孩數的下降速度快于理想男孩數的下降速度,此時,男孩偏好呈現相對增強的態勢,并直接導致理想子女性別比上升,同時也造就了一種社會表象:似乎是由于“男孩偏好”的強化推升了實際出生性別比。從2000—2009年到2010—2017年,理想男孩數的下降速度快于理想女孩數,由此導致理想子女性別比下降。討論至此,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即在不同時期,理想男孩數和理想女孩數的減少速度為何不同?究竟是與父母對不同性別子女預期的相對效用有關,(34)還是與城市化、受教育水平、就業參與率等其他社會影響因素有關?這些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最后,生育結果與生育意愿表現出較強的一致性,實際出生性別比和理想子女性別比高度相關,并且兩者的變化趨勢和內在機制基本相同。在生育率不斷下降的過程中,男性和女性出生人口均在減少,先是女性出生人口減少快于男性,導致二者比值——出生性別比呈現上升趨勢,然后是男性出生人口持續減少而女性出生人口略有增加,導致出生性別比呈現下降趨勢。這意味著出生性別比升高并非是因為男孩偏好比以前增強了,而是男孩偏好相對于女孩偏好增強所致。可能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出生性別比的變動過程僅是一定歷史時期的過渡現象。(35)

  改革開放后,城市化成為反映中國社會快速變遷與轉型的顯著表征。城市化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進程,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從鄉村進入城市生活,這必然會引起人們謀生手段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變,必然會對人們的觀念、思維和行為產生巨大的沖擊,這其中包括人們對生育子女的性別偏好,這樣一來,人們便自然而然地減少了理想兒子數和理想女兒數,生育偏好也在無形中弱化了,相應地,“選生”也愈加不再成為人們生育行為中重要或首要的考慮。已有研究證明,出生性別比偏高現象是由少數甚至是極少一部分人的選生行為所致。(36)隨著城市化不斷推進,男女平等觀念深入人心,社會性別偏好趨于弱化,加之“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推進,出生性別比必然會進一步下降并逐漸走向平衡。

  需要說明的是,理想子女性別比是一個相對數,它僅能表達男孩偏好相對于女孩偏好的變動情況,不適合用來衡量男孩偏好的變動。同樣,出生性別比也不能作為測度性別偏好強弱的指標。(37)并且,理想男孩數包含了數量和性別兩個維度,也不能準確反映性別偏好的強弱。而理想男孩比例(即理想男孩數占理想子女數的比例)消除了數量的影響,是一個僅考察性別意愿的指標。因此,相比較而言,理想男孩比例是衡量男孩偏好變動趨勢較為合適的指標。

  在研究方法層面,本研究從長期縱貫的視角出發,借助于橫斷歷史元分析方法,將以往研究按時間順序排列擬合,進而針對理想子女性別比先升后降的現象提出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相對數變動效應”。簡而言之,方法的改進為本研究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我們更加接近事實的真相提供了前提保障。不過,橫斷歷史元分析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采用的數據均來源于以往的調查和研究,難免會受到原始調查的目的、質量、報告內容和發表情況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這無疑會影響到分析的深度和廣度。

  注釋:

  ①參見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2015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

  ②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7/?doing_wp_cron=1526867477.7031109333038330078125,2018年5月21日。

  ③楊雪燕、李樹茁:《出生性別比偏高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失效原因分析》,《公共管理學報》2008年第4期。出生性別比(sex ratio at birth,縮寫為SRB)是指活產嬰兒的性別比,即某段時期內、某地區的活產新生嬰兒中,每一百個活產女嬰所對應的活產男嬰人數。在沒有外力干擾的情況下,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出生性別比在102—107之間。

  ④李成瑞:《國際人口學會佛羅倫薩會議對我國1982年人口普查結果的評價和提出的問題》,《人口研究》1985年第6期;Terence H.Hull,“Recent Trends in Sex Ratios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16,no.1(March 1990),pp.63-83; Sten Johansson and Ola Nygren Source,“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A New Demographic Accou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17,no.1(March 1991),pp.35-51;穆光宗:《近年來中國出生性別比升高偏高現象的理論解釋》,《人口與經濟》1995年第1期。

  ⑤顧寶昌、徐毅:《中國嬰兒出生性別比綜論》,《中國人口科學》1994年第3期。

  ⑥喬曉春:《性別偏好、性別選擇與出生性別比》,《中國人口科學》2004年第1期;原新、石海龍:《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與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郭志剛:《對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別比的分層模型分析》,《人口研究》2007年第3期;翟振武、楊凡:《中國出生性別比水平與數據質量研究》,《人口學刊》2009年第4期;石人炳:《我國出生性別比變化新特點——基于“五普”和“六普”數據的比較》,《人口研究》2013年第2期;王軍、郭志剛:《孩次結構與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關系研究》,《人口學刊》2014年第3期;王軍等:《中國出生性別比水平估計及形勢判斷》,《學習與實踐》2016年第3期。

  ⑦Shripad Tuljapurkar,Nan Li and Marcus W.Feldman,“High Sex Ratios in China's Future,” Science,New Series,vol.267,no.5199(February 1995),pp.874-876.

  ⑧霍霞:《2020年中國男光棍三千萬》,《北京科技報》2004年3月24日,第11版。

  ⑨馬焱:《從性別平等的視角看出生嬰兒性別比》,《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⑩顧寶昌:《關于出生性別比問題:成因與反思》,《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11)陳友華:《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治理對策研究——以廣東省為例》,《人口與經濟》2007年第2期;陸光海、巖復:《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微觀”研究——湖北省天門市出生性別比升高的特點和原因調查》,《湖北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

  (12)參見鐘聲:《安徽滁縣農村婦女生育意愿的調查》,《西北人口》1986年第2期;虞積生、林春:《國人生育行為與生育觀的初步研究》,《心理學動態》1992年第1期;尤丹珍、鄭真真:《農村外出婦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實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6期;宋健、陳芳:《城市青年生育意愿與行為的背離及其影響因素——來自4個城市的調查》,《中國人口科學》2010年第5期;等等。

  (13)參見李潔萍:《上海郊縣群眾生育意愿的調查與生育預測》,《人口研究》1987年第6期;顧大男等:《江蘇常熟市符合二孩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與行為分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馬小紅、侯亞非:《北京市獨生子女及“雙獨”家庭生育意愿及變化》,《人口與經濟》2008年第1期;曹瑋麗:《農村80后生育意愿研究——以石家莊地區為例》,《石家莊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等等。

  (14)風笑天、張青松:《二十年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變遷研究》,《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年第5期。

  (15)理想子女性別比是指某個人群終身期望生育的孩子中,每100個女兒所對應的兒子數,即理想兒子數與理想女兒數之比。在無性別偏好或性別偏好均衡的人口中,理想子女性別比為100;男孩偏好主導時,理想子女性別比大于100;女孩偏好主導時,理想子女性別比小于100。

  (16)風笑天、張青松:《二十年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變遷研究》,《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年第5期。

  (17)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New Series,vol.185,no.4157(Sep.1974),pp.1124-1131.

  (18)辛自強等:《大學生心理健康變遷的橫斷歷史研究》,《心理學報》2012年第5期。

  (19)辛自強:《心理學研究方法》,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47-251頁。

  (20)郭志剛:《認真做好當前生育水平的監測與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07年第5期;侯佳偉等:《橫斷歷史元分析的原理、方法及人口學應用》,《人口研究》2015年第1期。

  (21)辛自強等:《大學生心理健康變遷的橫斷歷史研究》,《心理學報》2012年第5期。

  (22)鄭真真:《生育意愿的測量與應用》,《中國人口科學》2014年第6期。

  (23)馮立天、馬瀛通:《北京郊區回龍觀鄉婚姻家庭生育入戶調查報告》,《人口與經濟》1996年第3期。

  (24)張銀鋒等:《生育意愿:是確定值還是區間》,《南方人口》2017年第2期。

  (25)尤丹珍、鄭真真:《農村外出婦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實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6期。

  (26)溫勇等:《宣州市467名具備生育二孩條件的育齡婦女生育意愿調查分析報告》,《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

  (27)周長洪等:《農村獨女戶生育意愿與動機的變化——宜昌市調查報告》,《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

  (28)洪良華等:《已婚青壯年的生育動機和生育需要的調查研究》,《人口與經濟》1984年第1期。

  (29)侯佳偉等:《中國人口生育意愿變遷:1980—2011》,《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

  (30)尹文耀等:《浙江省生育意愿、生育水平調查結果評析》,《中國人口科學》2000年第5期。

  (31)宋健、秦婷婷、宋浩銘:《性別偏好的代際影響:基于意愿和行為兩種路徑的觀察》,《人口研究》2018年第2期;靳永愛、宋健、陳衛:《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國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與生育計劃》,《人口研究》2016年第6期;韓曉雨:《全面二孩政策下城鄉生育觀的差異及影響因素調查報告——基于重慶北碚部分城鄉居民的調查》,《商》2016年第26期;李艷霞:《90后大學生生育意愿的社會學分析——基于楚雄師范學院的調查數據》,《赤峰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沈費偉、陳曉玲:《杭州市80后生育意愿的調查思考》,《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等等。

  (32)馬忠東、王建平:《“子女組合偏好”與選擇生育:1990年代中國生育水平下降和子女組合序列的變化》,《人口研究》2009年第5期;陳衛:《廣義穩定人口模型與中國人口估計》,《人口學刊》2016年第1期。

  (33)高凌:《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特征及其影響因素》,《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楊雪燕、李樹茁:《出生性別比偏高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失效原因分析》,《公共管理學報》2008年第4期。

  (34)李兵、孫永健:《出生嬰兒性別選擇的經濟學分析》,《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

  (35)馬瀛通:《人口性別比與出生性別比新論》,《人口與經濟》1994年第1期。

  (36)胡耀嶺、原新:《基于空間數據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影響因素研究》,《人口學刊》2012年第5期。

  (37)馬瀛通等:《再論出生性別比若干問題》,《人口與經濟》1998年第5期。

作者簡介

姓名:侯佳偉 顧寶昌 張銀鋒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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