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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70年法學繁榮發展的成就與思考
2019年10月30日 15:15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陳甦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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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所長)

  【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之路蜿蜒前行而至康莊輝煌,中國法學研究之圃亦蔓延蓬勃而于今卓然大觀。中國法學發展至今,已然構成內涵豐富、結構嚴謹、卓有特色的知識體系,其內容及形成過程,既有貫穿始終、居中不變的本質規定,也有因勢而為、應時而用的時代表達。回顧中國法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其與中國法治實踐同質同構并表現出相同的發展節奏。即使中國法學各學科發展階段起止不一,仍可在整體上將70年來的中國法學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并可以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肇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作為各階段之起始。 

  1、1949年至1978年:中國法學初創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中國確立了嶄新的國體與政體,不僅歷史性地改變了中國整體的觀念趨向、政策面向、制度取向與社會走向,也歷史性地改變了中國法學的存在基礎、生成條件與發展機制。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明令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隨著舊法被徹底廢除,以舊法觀點概括的法學知識體系也蕩然滌除。中國法學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隨著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而新植初發。

  新中國成立初期,圍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思考與宣傳構成中國憲法新知識的最初形成。此外,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是對革命根據地時期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設經驗的總結,其廣泛宣傳和大力實施過程中發生多次政策討論與學理爭鳴,使得婚姻法學成為最早顯現知識體系雛形的部門法學。20世紀50年代初,民法刑法起草等立法工作得以展開并取得初步成果,其間中斷之后,60年代初民法刑法起草等立法工作再度啟動,這些立法實踐盡管斷續相連,卻促成中國民法、刑法知識的形成與積累。

  毋庸諱言,這一時期中國法學的形成與發展是執著而又艱難的。盡管經歷挫折與磨難,但中國法學的思想脈絡從未中斷。最先開始總結這一時期的中國法制經驗與教訓的人,最先開始反思這一時期的中國法學成果與缺陷的人,正是歷經這一時期社會風云、政治波濤的那些法律工作者與法學研究者。例如,中國法學會評選出的35位“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就是這一群體的代表者。對于這一時期那些勇于深入探索和思考的法學研究者,以及他們為中國法學的理論積累與學術傳承所作出的貢獻,我們應當永遠持有充分的學術敬意。

  2、1978年至1992年:中國法學振興 

  1978年是當代中國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中國法學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實現撥亂反正,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由此張旗延展。尤為重要的是,法制在國家與社會治理機制中的重要性被充分認識,社會主義法律觀開始沿著正確方向形成與發展。隨著改革開放事業和社會主義法治事業的拓展,中國法學走上一條標識時代而又彰顯特色的康莊之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于此確立。在依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所重新建構的社會觀念體系和制度環境中,中國法學獲得了迅速發展的歷史機遇。

  這一時期的法律制度建設與法學學科建設密切關聯,而前者是后者發展的啟動器與方向盤。例如,從事刑法研究的學者們通常以“七九刑法”頒布之1979年作為中國刑法學復蘇的起始,憲法研究的學者們通常以“八二憲法”頒布之1982年作為中國憲法學新興的肇端。中國法學研究與改革開放目標及進程相輔伴行。例如,1979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召開“民法與經濟法問題學術座談會”,揭開歷時7年之久的“民法經濟法大論戰”序幕,便是為解決經濟發展中“法律饑渴”的制度模式之爭而映射的學科地位之爭。這一法學領域學術論戰的實質,就是經濟體制改革只需要體現行政計劃管制的法律還是更需要體現經濟主體自治的法律。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頒布使民法經濟法論爭塵埃落定,民法與經濟法各當其位、各司其職,共同為改革開放進程中不斷調整的體制定位而提供法律保障和學科支持。

  這一時期中國法學最為重要的發展,就是中國法學漸次擁有獨立的理論體系,成為一門獨立的專業學科。一方面,中國法學擺脫了對蘇聯法學的理論依賴。雖然蘇聯法學理論遺存的概念體系、觀念內涵和思維方法仍在不同程度地發揮影響,甚至在這一時期的初始階段,蘇聯法學理論(如拉普捷夫經濟法理論)還是某些法學分支學科研究與討論的主要知識來源;但是從發展趨向和總體態勢上看,中國法學已經不再唯蘇聯法學理論馬首是瞻,而是立足中國、面向現實、面向實踐,開始走中國法學自己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國的法學不再是國家學說的一個分支,而是獨立于政治學的一個理論體系與專業學科,這對于中國法學的發展與繁榮具有革命性意義。法學研究對象的明確化與特定化,為法學知識的專門化與體系化(包括概念生成、術語專有、范疇確定、理論衍化、學科建構等)確立了邏輯原點、推演路徑、展開范圍、研究范式與表達方式,中國法學才由此具有了據以生長繁榮的學科基石、知識體系和理論空間。法學從國家與法的理論格局中獨立出來,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一蹴而就的觀念分離過程,而是在法學自身的艱苦建設過程中成就了法學的獨立知識體系。在這一時期有關法學研究對象、法學基本范疇和法學基本方法等諸多的研究討論中,“國家與法的理論”的科學內涵與表達價值還在,但逐漸轉變成為“法學基礎理論”的部分內涵,進而發展成為“法理學”的部分內涵,中國法學界逐漸以專門的“法言法語”表達法學思維內容、過程及其結果。

  這一時期中國法學發展的最大機制性特點,是實現了法學研究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由此形成了中國法學界濃郁的學術氛圍。許多法學上基本的和重大的理論問題得以深入討論,形成了吸引整個法學界學術注意力的理論熱點。

  法學界關于重大法學理論問題的討論,對中國法學知識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其一,政治上的撥亂反正與學術上的去偽存真往往交織在一起。這充分體現了法學的發展要服務于現實需要的學術責任屬性,并且絕大多數法學問題的討論起到了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的積極作用。其二,這一時期的法學理論熱點紛呈,整個法學界時常都關注同一熱點問題。例如法的階級性問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問題,法理學、憲法學、刑法學、民法學、環境法學等領域都對此展開了討論。這一方面反映出當時的法學界參與重大理論問題討論的學術熱情高漲,旨在解決原理性問題的學術責任感強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法學理論體系初創時期的特點,即大量的基本理論問題尚待解決。其三,這一時期的法學研究體現了學科獨立初期的特點,如哲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與方法經常引入法學問題的討論過程中,但一些法學論爭忽略了哲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與法學之間基本假定和概念界定上的差異,而在不同假定前提下和概念體系中“各說各話”。其四,法學學科建設持續取得進展,法理學、憲法學、行政法學、刑法學、民法學、經濟法學、訴訟法學、環境法學等學科分野漸次清晰,各個學科都快速通過原理生成和體系建構階段,拓展該學科的廣度與深度。其五,法學研究范式逐漸析出而確定,這一時期相對成熟的法學專業領域諸如法制史學、憲法學、刑法學、民法學、婚姻法學、環境法學等學科,建構了符合各自專業特點與研究需要的知識體系與研究范式,特別是以權利為本位的分析研究范式。

  3、1992年至2012年:中國法學繁榮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1993年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根本大法形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中國法學提出了更為艱巨的理論支撐任務,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學術探究領域。但如果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只是使法學研究對象的范疇轉型與范圍擴大,如民商法學因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構建而獲得發展機遇,那只是部分地甚至是表面地看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中國法學的形塑與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于中國法學的影響發生于兩個層面,一個是對象性層面,一個是主體性層面。在對象性層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要求相應地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構成這一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以及這一體系本身,都是與以往法律體系相比而全新的存在。因此,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作為研究對象,中國法學打開了前所未有學術視野與科研領域,中國的法學體系因此而急劇擴張。在主體性層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蘊含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和運行特點,可以構成法學研究主體的內在素質和外在環境。例如,市場主體自主與學術主體自立之間、誠實信用原則與學術倫理之間,實際上存在觀念相通及素質養成的動態關系。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與效果,對中國法學研究的主體與環境具有強大而持久的觀念影響力和學術塑造力。

  這一時期中國法學發展的總體態勢可以用巨大進步和持續繁榮來形容。其一,中國法學的體系化建構在這一時期得以基本完成。學科分解、衍生、新設和組合等多種建構機制,使中國法學形成了由基本的二級學科、眾多的三級學科和許多邊緣交叉學科組成的學科體系,并以學科分支體系作為基干,建構了由不同分支學科知識體系構成的龐大法學理論體系。其二,這一時期的法學研究成果產出量巨大,研究主體、研究選題、研究成果等在總體上呈現出爆發式增長。特別是,隨著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入及其對法學知識需求的不斷擴大,法學研究成果形式呈多樣化。法學研究者在注重學科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也注重法制領域的建言獻策,基本上實現了各學科的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的平衡發展。其三,這一時期的法學研究范式豐富,既有追求應用價值的注釋法學,也有追求理論建構價值的理論法學。而且法學研究的選題越來越精細化,開始向更抽象和更具體的兩端尋求,處于中間層次的概論式綜合性的法學知識敘述,已經讓渡給教材編寫而基本退出研究領域。其四,法學教育事業迅速發展,培養了大量的法律實用人才和法學研究人才,擴大了法學理論的社會功能轉化能力,其不斷擴充的師資隊伍也是法學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五,中國法學界的對外交流,包括著述轉譯、人員互訪、學術會議等形式,已然成為法學界學術交流的常態化手段。2011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實際上也是對日漸繁榮、日益有效的中國法學的知識生成機制和人才培養機制的充分肯定,因為法學知識體系是法治體系的理論支撐,而法治人才體系則是法治運行機制的有機構成。

  隨著法學研究事業的不斷發展,中國法學已經不再只滿足于亦步亦趨地跟在現實狀態后面進行學理解說,而是通過社會觀察、事理分析、理論闡發為法治實踐提供理論基礎與學說先導,充分發揮理論先行的應有學術功能,推進中國的法治實踐。例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之后,民商法經濟法學者敏銳地從規律性研究出發,系統深入地分析研究了市場經濟體制與法律機制的關系,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議,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再如,法學界就“法制”與“法治”、“以法治國”與“依法治國”、“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等所展開的深入討論,成為倡揚依法治國的理論先聲,促進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基本方略的形成。在這一時期,這種以法學研究促進法制建設的例子不勝枚舉,諸如權利本位、人權研究、依法執政、罪刑法定、政府信息公開、程序正義、司法公正等理論問題的研究,都直接或間接地成為那個領域法律完善的理論先導。

  中國法學界在這一時期參與法治實踐的意識也前所未有地增強,法學研究者以多種途徑參與立法實踐活動與法制宣傳活動。就參與立法實踐活動而言,法學研究者的參與路徑大概包括:直接成為某個法律的起草組成員;組織撰寫某個法律的學者建議稿,以作為立法機關的參考;參加立法機關組織的法律草案論證會;具體為某個法律或法律草案提供立法建議;提出一種理論見解,間接影響立法機關的政策選擇。就參與法治宣傳活動而言,法學研究者的參與形式大概包括:接受某個機關單位的組織或委托,進行法治宣講;在學術團體或本單位的組織下,參與法治宣傳活動。法學研究者參與法治宣傳,有利于普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法學理論的社會價值和法學研究者的社會責任。

  在這一時期,中國法學界出現了追求中國法學文化上的自立的努力趨勢。無可否認,中國法學在擺脫了對蘇聯法學理論的依賴之后,或多或少地出現了對西方法學理論的依賴現象。西方法學理論觀點、精神理念、制度技術、專業術語、研究方法批量規模化地進入中國法學的知識生成系統。雖然中國法學的理論來源借此而豐富,但這種大規模引進域外立法材料導致的外源型研究范式,也帶來了一些湮沒中國法學自我的風險。作為這種現象的知識反射,中國法學界愈加強烈地表現出對自身文化主體性的關注,文化自覺意識和文化主體性意識呈現出逐漸增強的態勢,倡導從追仿型法治進路向自主型法治進路的轉型成為中國法學界的共識。在法學研究與理論建構過程中,進一步從蘇聯理論、西方法學的影響中走出來,著眼于中國的現實問題和法律發展道路,形成深植于中國社會與中國人心靈的中國法學,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法學界的時代使命。

  4、2012年至今:中國法學新發展 

  黨的十八大作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部署;黨的十九大把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確立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并進一步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依法治國構成“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法學也提出了更多的理論任務和更高的學術要求,這就是“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相適應,總結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實行法治的成功經驗,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這一時期的法學研究表現出更為強烈的中國意識和實踐精神,由此引導中國法學發展的整體態勢和時代趨勢。

  新時代中國法學發展整體態勢和時代趨勢的重要特征是更加堅定“四個自信”,強調法學研究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與堅持“四個自信”的主體素質要求相結合,使這一時期的中國法學發展總體上呈現出融通整合的態勢,即融通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法學領域的知識創造,整合當前法學領域正在蓬勃發展的學術資源,傾力建構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法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在新時代,法學研究并不自戀于顯學亦不止步于繁榮,而再度尋求法理的創新內涵與時代表達,反映了法學界對中國法學勇于自省剖析、勇于變革創新的理論自信與學術自覺。在法學理論場域建構有機一體、特色明顯的中國法學知識體系,須從長期集聚而致巍然龐大的法學知識中,刪繁剔雜而重構集約,兼容并蓄而析出特色,實現由學科體系向知識體系的質變。表現在法學研究的學術境域上,就是這一時期不斷增強的法學知識融通整合的學術情勢。

  其一,在法學不同學科層面興起體系化融通整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密切相關,法學知識的體系化建構獲得更為科學的規劃圖景和更為強勁的動力源泉。民法典編纂對中國民法知識體系整合形塑的推動效果顯著,使已經卓然大觀的民法學術積累在民法典編纂規劃與機制中,得以由點及面、由層面到體系地再行整合重構,極大提高了民法知識體系的有機融合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有機構成中,更為契合中國經濟社會運行機制與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有機融合程度。民法典編纂極大地推動了民法知識體系構建,這對其他法學學科產生巨大的示范效應,在商法、知識產權法、行政法、社會法等學科,均產生了以部門法的法典化為牽引力的學科知識體系融通整合趨向。例如,在商法學界,制定商事通則的學術主張長久不衰而于今為烈,力主在民法典體系之外另將商法一般規則體系化。再如,民法總則頒行后,也誘發了行政法學界對制定行政法總則的探討與倡議。

  其二,問題導向與法理導引雙重機制下展開綜合研究。曾經,我國法學界不少學者固守其專業領域的學科劃分,導致法學各二級學科之間基本上缺乏共同探討與協同研究,學科劃分的專業需求漸次演變成學科壁壘以致割裂實踐的有機系統性。這一方面導致法治問題解決方案的低效性,因為針對同一問題的來自不同專業學科的解決方案如果缺乏綜合協調性,很可能出現各方案之間的理念沖突、機制沖突和效果沖突;另一方面導致法學知識體系構建的遲滯性,因為學者們的知識視野與創新能力如果囿于某一法學二級學科甚至三級學科,將難以對整個中國法學知識體系的構建作出有效的學術貢獻。進入新時代,法學研究者們更加注重開展問題導向的綜合研究,為法治建設提供更有實際效果的綜合解決方案。例如,在民法典編纂中,不僅與此密切相關的民商法研究介入其中并提供了大量的體系化的學術成果及立法方案,而且憲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等學科研究也積極介入民法典編纂過程,以其不同專業視角剖析、評價和建議民法典的立法方案。這種各法學二級學科間的共同關注與集約建構,不僅提高了正在編纂中的民法典的內在體系協調性,而且也提高了民法典的外在體系即與整個法律體系之間的協調性。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互動中,憲法學科與部門法學科、組織法研究與程序法研究等,都為正在進行的司法體制改革提供觀念引導、理論基礎和學術支撐。這樣的一個學術創造過程,也是一個既促進法理形成又以其再導引法學研究的過程。要形成凝結和衍化中國法學知識體系的一般法理,跨法學各學科的綜合研究及其相互融通整合的學術過程不可或缺。

  其三,增強法學研究對法治實踐的解釋力與引導力。新時代的法學研究更為注重與法治實踐的融合,對中國法治實踐的過程及結果予以更深刻精確和更有說服力的闡釋與解說,并為中國法治實踐的不斷深入、不斷拓展和不斷豐富予以更有效的理論引領和學術支持。為檢測立法效果及水平、法律實施效果、法治領域改革效果、法治實踐部門工作實效等,法學界以更為科學的方法和更多的學術注意力開展法治評估。同時,更多的法治實踐部門委托法學研究或教學機構,對本部門、本地方或本行業的立法、執法或司法的實態與實效進行評估。隨著司法公開的穩步推進,至今已經有7000多萬份裁判文書上網公開,這成為許多法學研究者新的學術資源,一時涌現出大量的基于裁判文書網上資料的案例分析選題和數據分析選題,推動了法學領域的實證分析研究和大數據分析研究。這些研究更為精確地分析闡釋了司法運行實態和法律制度效果,促進了司法能力和立法水平的有效提高。法學研究者也更為關注學術創作的傳播效果,特別是向法治實務領域傳播的效果。他們觀察到法律實務工作者對法學研究成果的閱讀疏離,由此促發深刻的自省與反思,認識到單純追求影響因子的法學著述如果不能激起法治實踐的回響,那無論如何不能算作學術成功。運用學術倡導與組織機制提高法學研究的實踐性與應用性,提高法學著述對法治實踐者的閱讀吸引力和實踐應用性,正成為法學領域新的學術風尚。

  其四,利用域外學術資源的主體意識不斷強化。新時代大力倡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對法學研究起到了固本培元的強大效用,使法學研究者在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基礎上更為科學合理地對待和應用域外學術資源。以往在引介利用域外學術資源包括法學理論、制度案例時,存在一些缺乏主體性與科學性的學術傾向。這些法學研究上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缺失,凸顯了我國市場經濟高速發展對相關制度及理論急迫需求的牽拉效應易于導致應急性立法和應景性研究的弊端。堅持對外開放包括對知識信息交流的開放,域外法學知識來源愈加豐沛本是一個有利于中國特色法學體系構建的積極因素,但域外法學知識只有適合中國的法治環境、制度機制、知識體系和文化觀念,才能成為發展中國法學體系的有益滋養。在新時代的法學研究中,立足中國法治實踐、堅持文化主體地位與中國問題意識的學術導向愈加明晰,堅持以我為主地利用域外法學知識資源的學術態度愈加強固,必將更加有力有效地促進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全面構建。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法學走過70年發展之路,于今愈加康莊輝煌、前景無限。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構建,正處于理念不斷更新、實踐不斷深化、效果不斷展現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法學的發展沒有終點,一如我們所傾注理想與努力的中國法治事業。

  《光明日報》( 2019年10月29日 11版)

作者簡介

姓名:陳甦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天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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