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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性意義與學科反思:大數據時代社會學研究的回應
2019年10月28日 10:29 來源:《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作者:趙超越 字號
關鍵詞:大數據/理論終結/本體性意義/學科反思

內容摘要:

關鍵詞:大數據/理論終結/本體性意義/學科反思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大數據應用對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至于出現方法學轉向乃至“理論終結說”的主張。但是,從本體論角度來說,大數據的局限性在于它過度簡單化了社會生活,因而忽略抑或懸置了社會生活所具有的歷史特殊意義。而大數據推崇者所宣稱的意義指的是客觀、普遍的意義,這無疑是一種曲解。此外,如果越來越多的學者熱衷于“計算社會學”“新計算社會學”的研究,那么很可能會導致學科的分支化傾向。因而在大數據時代,我們更要秉持學科中的重要內容,即理論的意義以及人文的關懷。簡言之,在學科反思的層面上,“溯洄涵泳”式的回應必要且緊迫。

  關 鍵 詞:大數據/理論終結/本體性意義/學科反思 

  作者簡介:趙超越(1990- ),男,上海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當代中國研究、社會學理論、文化社會學,南京 210023

  從社會學學科總體發展的情況來看,定性與量化研究是兩條并駕齊驅的方法學路徑。但由于涉及主客觀主義、事實與價值、理解與規律等諸多方法學的問題,兩種研究方法在一系列的研究問題上又處于長期的紛爭狀態。而自大數據(Big Data)一詞被提出并迅速成為當代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加上隨之而來的全球性的時代浪潮,傳統的量化研究方式受到了猛烈的沖擊。

  大數據因其巨大的數據庫存(在量上正趨向于全體數據)使得量化研究方法不再完全依賴于過去傳統的抽樣、假設檢驗,并為其研究的目的和內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由此,大數據社會學研究應運而生。至此,量化研究在一些(暫且稱之為)定量極端主義論者的鼓吹下逐漸占據了社會科學方法論領域的“霸權”地位;而與人文主義、建構主義相關聯的理論研究、定性研究則逐步落入學科的“邊緣化”處境。因而,本文的寫作目的在于兩方面:其一,從人類社會生活意義的視角對大數據時代下的方法學轉向(以新計算社會學為主要形式)進行回應。因為方法手段上的紛爭并非是大數據的根本局限性所在,而超越兩種研究中的方法手段并站在人類社會歷史生活層面上來看,其所具有的意義、意義的歷史性與多樣性才是大數據研究的軟肋。也基于此意義,社會學等學科的自然科學化趨勢才能被合理地反對。其二,大數據的到來和以此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及全球格局的變化,絕不意味著傳統研究的方法學和理論的終結。

  一、學科量化研究的來源與發展簡述

  17世紀甚至更早,人們普遍受到自然科學的邏輯思維模式的影響,嘗試去了解自然界乃至人類生活世界運行的規律,從而找出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法則,同時,人們普遍追求一種可以計算和分類的方式來探求其中的知識體系。但是,即便研究對象是自然界,自然科學仍然受到人類主觀因素或者其他非自然條件的影響,更不用說更為復雜的人類生活。所以,克服社會生活中諸多不可控因素的嘗試,使得社會科學或者道德科學逐步發展起來。

  就社會研究中的統計而言,在三百多年前就已開始初步呈現。大致來說,在17世紀,這種尤其關注到規范、治理層面的技術同歐美當時所謂的統治理性是密切相關的。從詞源學上來看,國家一詞“state”就是統計一詞“statistics”的原初形式,同樣印證了統計的定量技術本身同國家統治的關系。而統計學(die Statistik)概念則由時任哥廷根大學的哥特弗里德·阿亨瓦爾(Gottfried Achenwall)正式提出。[1]19當時的目的無非是要尋求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政府能夠更方便地記住其中人口數量及其各種社會事實,以便為其所用。英國、法國在這一方面大同小異,統計學最初的運用,是國家的領導者為了方便掌握其國家中人員的狀況(人口容量、人口流動規模等),以便更好地實行統治政策和相關治理術。[1]16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國家的領導者和學者都或多或少地接觸過類型學的思想,通過對所謂子民的數量以及活動軌跡的量化研究,實施對其不同職業、層級的劃分,以便于對其監控。這個由統治者所構建的、社會成員受監控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福柯所稱的全景監獄(prison de panoramique)或者戈夫曼所說的“精神病院”(Asylum)的管理機制,統治者通過一系列的治理技術和設施對社會成員進行肉體和精神的規訓,以至于他們終將成為溫順的受控者。[2][3]而隨著社會形態的轉變,尤其是從17世紀中葉伊始,“特別是資產階級日漸掌握到社會的導引權,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也日益成熟之后,其社會屬性有了改變”,[4]統計研究不再純粹為統治理性所服務,社會變遷過程中的諸多問題使得其研究目的發生改變:一方面為確信某個事實或某物提供理由(或支持涉及未來的決定);另一方面通過誤差的理論(theory of errors)來評估科學知識的確定性程度(degrees of certainty)。[1]17由此,近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從之前統治理性主導時期的邊緣地位脫離出來,朝更大的研究范圍(自身研究逐步占主導)進行量化統計研究。

  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概率論的發展和成熟,量化研究逐步趨于數理化、公式復雜化以及模型化,并“展現成為一個具有自我組織、自我再制與自我衍生能力的語言體系”。[5]由于社會屬性的根本改變,研究無法從絕對宰制的層面上獲取所需的大規模數據,所以,與之前大規模的記錄方式不同,近現代的量化研究以一個或多個研究假設為前提,通過對有限的樣本規模進行梳理統計以建構不同的模型,從而憑借所得出的因果或相關關系來對當前假設進行驗證。一方面,研究者嘗試用量化的統計公式和統計模型來實現所謂的學科精確化;另一方面,由于自古以來一直有著對普遍主義的追求,使得量化研究愈發趨向于對人類行動乃至現象的發生進行預測。換言之,量化研究者從事社會學研究時已經采取了兩種預設,即客觀性預設和規律性預設。[6]95但問題在于,試圖用上述兩種去囊括所有的社會學研究是徒勞的。就前一個預設而言,所能獲取的也只是表面上的外在行動(行動的頻次、問卷上的信息等),這些外在數據只是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冰山一角;后一個預設則更不可能實現,因為規律“只是在近似的情況下以及一定的限制條件下成立”。[7][8]在人類歷史的多樣化情形下,諸多自然科學中的定律和假說都是相對且不確定的。因此,利用量化的統計分析必須要對社會生活的諸多因素進行過濾和限定,才勉強能在“理想類型”的范圍內著手進行。這樣一種受限的量化研究,由于社會生活復雜性質的影響,“無法獨自承擔起社會學研究的重任”,[6]96它必須依靠定性研究進入意義世界的理論能力,方可更深入地解釋和看待社會,同時它也能在定性研究的理論基礎上呈現數字化的精確證明。所以,作為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路徑之一,量化研究不僅無法單獨研究社會,更要時刻“向新的經驗證據和反思的目光敞開”。[6]96

  但是,大數據以及相關新型數據采集手段的引入,似乎給傳統的量化統計研究注入了一劑強心劑。在很多量化研究者看來,大數據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對傳統的數據采集方法軟肋的一種拯救,從而使其從原本諸多的手段限制中抽離出來。這樣一來,社會學研究中新的重要問題便產生了:大數據研究究竟何為?既然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都有各自的本職工作,并分擔研究社會的使命,那么大數據的到來在何種程度上影響這一格局?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左右了定性、理論研究的作用?

作者簡介

姓名:趙超越 工作單位: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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