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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儒教觀銜接古今
2019年11月05日 09:5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晨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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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曾佑持有一種歷史倒退觀,認為學荀子、劉歆、宋儒各得自私、好古等弊端,輔以八股空疏,更致歷史演進每況愈下。孔教的“國教”定位有名無實,其后世發展雜糅道、釋的成分,早已不再純粹,而國人的信仰時常出現孔子、神仙、佛、鬼并行于一時一事之間,即肇端于秦人。

  在晚近中國的“學術革新”時代,夏曾佑(1863—1924)是一名曾經引領潮流的學者、政論家,他在史學、文學、宗教學等領域都有著諸多貢獻,被梁啟超譽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而蔡元培在《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一文中特別強調“夏氏是一個專門研究宗教的人”。在晚近佛學復興的潮流下,他較早認識到“唯識學”的價值,并影響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等人,因而在佛教史上擁有一席之地。夏曾佑的儒教觀涉及面較廣,進而成為其尋求社會改良、挽救世道人心的理論前提。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夏曾佑生平有著廣泛影響力的著作唯有一部《最新中國教科書中國歷史》(后更名為《中國古代史》),并未留下宗教研究專著,所以他的佛學論點只剩零星流傳,無法形成體系呈現后世。探究夏曾佑的儒教觀則無此障礙,因為在他看來,“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因而,儒教源流便是夏氏中國史書寫的核心線索之一,兼之他于1905年在《中外日報》和《東方雜志》發表的一篇題為“論中國前途當用何種宗教”的文章,其儒教觀便從“古”與“今”兩個層面形成較為完整的銜接。

  在20世紀初的時代語境中,夏曾佑首當直面的爭議問題是“孔教是不是宗教”。對此,夏氏給出肯定的回答,這與他對“宗教”概念的理解有關。在其觀念中,宗教可謂事關人類社會運轉的根本要素之一,如他在《中國社會之原》一文中強調“種族”與“宗教”是“人類至大之端”;在《論中國風俗之本于宗教》一文中指出,“夫地球之上,無論何國,其民間之風俗必本于政治,而風俗、政治必同本于宗教,此乃一定之理”。夏曾佑尤其重視宗教與政治的關系,古代典籍里常見的詞匯——“政教”也同樣常見于夏氏筆端,成為其理論聯系實際的“關鍵詞”。故而結合思想史資源,他便自然地認為“中國世崇孔教”,并未太過糾纏于“孔教”概念本身。葛兆光曾認為儒家是否算一個宗教“從根本上來說,它卻是一個偽問題。但是盡管看上去是偽問題,背后卻隱藏有真歷史”。以之考量夏氏的儒教觀,則其價值實非落于定義之爭的本質性追問,更重要的是,其用觀照歷史與現實的態度為探討中國史演進提供了一個宏觀而又頗顯抽象的獨特宗教視角。

  在夏氏看來,孔子以前的宗教包括兩種。先是鬼神派,起于“初民”對世界認知的蒙昧階段,相信有神物、靈物主導因果,人類之肉體與靈體由合而分表示生死。他從《周禮·春官宗伯》中獲得理論支撐,認為鬼神包括天神、地示、人鬼、物魅,對應著昊天上帝、社稷、先王、百物等祭祀對象。再是術數派,術數包括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等,起于人類思想漸明階段,算術、律歷、天文漸得測量,從而人類不斷掌握世界運行的原理,探測未來之事。鬼神、術數在種族、風俗意義上為“百姓之俗尚術數,民之俗尚鬼神”,原始社會“百姓”與“民”存在優族、劣族之分,至周代逐漸融合。春秋后期,老、孔、墨三教興起,孔教最終脫穎而出成為國教,原因在于老子之道陳義過高,于鬼神、術數皆拋棄,導致矯枉過正、有破無立。孔子取術數去鬼神,其教主張包括親親、差等、繁禮、重喪、統天、遠鬼、正樂、知命、尊仁。墨子取鬼神去術數,其教主張包括尚賢、兼愛、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貴義,于是孔、墨成相反之教。但墨子之教難于推行,追隨者“苦身焦思而無報”導致“上下之人,均不樂之,而其教遂亡”;孔子之教與下流社會不合,卻能為“上等人”所重,最終孔子成為中國政教之原,關鍵“總不外吾民之與儒家相宜耳”。

  關于孔教之變質,夏氏認為,孔教經歷了“蘭陵”“新師”“濂洛關閩”三變,分別指向荀子、劉歆、宋儒。他又把秦以后儒者劃分為“神甫執政時代”“名士執政時代”“舉子執政時代”,分別對應秦漢兩朝、三國至隋、唐至晚清歷史時期。概言之,夏曾佑持有一種歷史倒退觀,其所言:“歷觀古今世運之盛衰,與距孔教之遠近有正比例”,認為學荀子、劉歆、宋儒各得自私、好古等弊端,輔以八股空疏,更致歷史演進每況愈下。至此,荀子成為首要批判的對象。因為秦人確立的政法、學術、教宗在中國延續近兩千年,“近代政教之原”即在于秦法,而秦始皇父子尊奉的韓非、李斯均出于荀子門下,曾向荀子學習帝王之術,于是“秦人一代之政,即荀子一家之學”。種下秦法之因,“遇歐洲諸國重民權與格致之緣”,而吞下“種亡教亡之果”。夏曾佑又認為,孔教的“國教”定位有名無實,其后世發展雜糅道、釋的成分,早已不再純粹,而國人的信仰時常出現孔子、神仙、佛、鬼并行于一時一事之間,即肇端于秦人。

  此外,夏氏在《最新中國教科書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之原》等著述中集中探討了儒教的核心問題如“忠孝”“宗法”“六經”“君子之道”等,其邏輯從兩方面展開。其一,以孝為原點,用五倫之父子、君臣、長幼、夫妻、朋友對應五德之仁、義、禮、智、信,從而由宗法而及政事,由族制而及世祿。其二,以忠為界限,主張對于狂妄不甘者,對于怨恨致亂者,用“命”和“名”予以教化,即安命可以不爭,好名可以忍苦。由此,他總結道:“天下之治,起于宗法,而孝為其本原;天下之的,歸于富貴,而忠為其斷限。故忠孝者,孔教之根據也”。

  綜合夏曾佑對孔教的論述,不難看出其對孔子秉持圣人之道以及孔子因時因勢樹立教宗所蘊含的改革智慧的肯定,同時也尖銳地指出正是孔教主導形成專制政體,導致國民對國事的漠然。在他的學術史梳理中,荀子出于仲弓,亦為孔門之別派。雖然夏曾佑看到了孔教的弊端,提出“論中國前途當用何種宗教”的問題,但是又不得不為孔教辯護,認為孔教的變質悖離了孔子的初衷,因而最合適的方式仍是改良孔教。為什么不選擇佛教、基督教?因為面對西學東漸的大潮,夏曾佑不愿攫取外來思想資源,而本土資源中唯孔教具有底蘊。在《論中國前途當用何種宗教》一文的最后,夏曾佑明確提出“改良孔教”,但究竟如何進行,他只提出一小段未免空洞的文字,認為“擇其本有者而表彰之,擇其本無者而芟薙之”,而這也要有待于“圣人之亞”的出現。民國初年,夏曾佑親身參與孔教會的活動,可視為他對“改良孔教”主張的親身踐行,但是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展開,孔教會很快在批評聲中走向衰落。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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