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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結構變遷呈現新特點
2019年11月04日 08:57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龔維斌 字號

內容摘要: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技術發展是推動我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深層原因,而人口遷移流動、就業和居住形式的變化則是推動社會結構變遷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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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技術發展是推動我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深層原因,而人口遷移流動、就業和居住形式的變化則是推動社會結構變遷的直接原因。正是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和由此帶來的就業形式、居住形式、家庭類型、價值觀念的變化,使得我國的社會結構變遷與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結構變遷相比,具有自身的特點,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這種特點更加明顯。

  時空壓縮特征更加明顯

  我國在短短的40多年里經歷了發達國家用了二三百年時間完成的工業化、城鎮化過程,社會結構變遷和其他諸多方面一樣具有時空壓縮的特征。隨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的廣泛運用,這一特征更加明顯。例如,在人口結構方面,以65周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從7%增加到14%所需的時間為例,法國用了115年,美國、英國用了40多年,而我國只用了23年,造成了“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1978年以后,我國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在計劃生育政策取得積極成效的同時,人口老齡化又不期而至。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開始調整計劃生育政策,2015年起國家允許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孩子。但是,實際效果并不明顯。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大部分青年人生育意愿并不強烈,而且對嬰兒的男性性別偏好也有改變,少數農村地區擔心孩子長大后娶妻彩禮負擔過重則更愿意生育女孩。絕大多數地區鄉村產業結構仍然較為傳統、收入相對較低,但是,人們普遍用上了互聯網,不少地方有了電商,人們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更趨城市化。

  利益格局更加復雜多變

  首先是城鄉結構巨變使得農業戶籍值錢了,農民一方面愿意進城務工經商和生活,讓子女在城市讀書,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不再愿意輕易放棄農業戶籍。農村青年特別是農民工二代更加愿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擇業觀念也傾向于腦力勞動和體面就業,但是他們的社會資本和個人能力又與城市的要求有不少差距,“有人沒事做”和“有事沒人做”現象并存。體制內和體制外、多種所有制、多種產業模式和就業形態并存,使得人們收入差距、勞動關系、權益保護、職業發展空間等方面的利益關系更加多元多變。體制內就業穩定性較好、住房醫療養老社保可預期,但是,收入不高,職業發展按部就班。在體制外創新性行業、高技術企業,特別是互聯網企業,工作挑戰性強、學習成長空間大,薪酬待遇與個人能力、績效密切相關,但是,工作壓力大而且極不穩定,經常面臨被淘汰的風險。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產業結構升級和梯度轉移,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向東部沿海地區流動速度放緩,特別是2018年以來國際經貿形勢波動較大,農村非農就業難度加大、不穩定性增加。

  社會需求在多元化和高級化中呈現階層化和群體化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需求結構總體呈現多樣化、高級化的趨勢。2017年,全國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9.3%,比1978年下降34.6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8.6%,比1978年下降28.9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1.2%,比1978年下降36.5個百分點。城鄉居民發展型消費保持快速增長,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2498.9元,比2013年增長53.6%,年均增長11.3%;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2086.2元,比2013年增長49.3%,年均增長10.5%;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1451.2元,比2013年增長59.1%,年均增長12.3%。2017年,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家用汽車擁有量為37.5輛,比2013年增加15.2輛,增長68.2%;農村居民每百戶汽車擁有量為19.3輛,比2013年增加9.4輛,增長94.4%。隨著經濟發展和物質條件的改善,模仿式、排浪式的大眾化消費時代基本結束,人們開始追求個性化、差異化、小眾化、品牌化消費。

  在客觀需求變化的同時,人們主觀的社會需要不斷增強,例如,民主意識、公平意識、法治意識、參與意識、權利意識、環境保護意識等越來越強。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的研究,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在參與社會組織方面,青年世代是主力群體,“90后”的社團參與率最高,達到58.5%,而“50后”及以前的世代參與社會組織的比例不足20%;受教育程度越高,參與社會組織積極性越高;職業地位越高,參與社會組織程度越高,白領職業群體 (包括機構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 的參與率較高,其中機構負責人接近60%,其次是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分別為53.8%和55.5%。農業勞動者參與社會組織的比例最低,僅為24.2%。農村居民的社會組織參與率低于城鎮居民,二者分別為34.6%和39.7%。

  客觀地位與主觀認同不一致現象仍然較為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以職業地位測量的客觀社會階層地位都有提高,處于下層和中下層職業地位的群體規模縮小,而處于中層、中上層甚至上層的職業地位群體的規模則相應有所擴大。然而大量的調查數據表明,人們對自身經濟社會地位的主觀認同卻呈現出一種不同的變化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和2015年年度全國抽樣調查數據均顯示,有相當一部分人的個人財富、收入和消費水平都達到了中等程度甚至較高水平,但他們傾向于認為自己是中下層或下層。按客觀指標定義的中產階層人數明顯增長,但承認自己是中間階層的人的比例卻沒有明顯增長。

  對于造成客觀地位和主觀認同不一致的原因,有多種研究和解釋。有學者認為,一是相對剝奪感,例如,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產階層的社會認同;二是焦慮感和生活壓力較大,例如,住房、醫療、養老、就業和物價等方面感受到較大的壓力;三是制度性歧視使得部分中等收入群體并不完全認同其屬于中產階層,例如,進城務工人員。主客觀階層認同不一致,還與社會環境變遷以及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密切相關,形成代際認同的顯著差異。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群體傾向于政治身份建立中產階層認同,認為體制內工作是個人是否屬于中產階層的重要判斷標準。而“80后”“90后”群體在階層認同上更依賴其對自身經濟身份的判斷,認為金錢收入、市場機遇、資源的占有是判斷個人是否屬于中產階層的標準。有學者提出“混合型”主觀階層認同的概念,并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10和2013年的數據研究了中國民眾的主觀階層認同及其偏差的影響因素。研究成果表明,本人、配偶和父母的客觀社會地位都會影響個體的主觀階層認同,且配偶和父母的社會地位是導致個體的主客觀階層地位出現偏差的重要因素。無論哪種解釋,主觀階層地位認同比客觀階層地位認同比例低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問題。

  國家對社會結構的調控能力不斷增強

  社會保障均等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和收入差距在縮小。2018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20906億元,其中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與傳媒、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節能環保、城鄉社區支出115903億元,占總體預算支出的52.5%,比2017年增長了約7.5%。2018年,基本養老、失業、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9.42億人、1.96億人、2.39億人。全國有低保對象4620萬人,供養城鄉特困人員483萬人,城鄉低保標準同比增長7.6%和12.9%。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2016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72倍,2017年為2.71倍,2018年為2.69倍。農村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全年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386萬人,280個左右貧困縣脫貧摘帽,完成280萬人易地扶貧搬遷建設任務,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7%。房價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大批城市中低收入群體搬進新居,實現住有所居。2018年是棚改三年攻堅的開局之年,棚戶區住房改造新開工600多萬套。

  特大城市人口控制能力在增強。例如,北京市最近幾年來通過疏解非首都功能,流動人口總量開始下降。新世紀以來到2010年,北京市外來人口呈迅速增長態勢。其中,2000-2005年期間年均增加20萬人,2006-2010年年均增加近70萬人。2011年以后,外來人口增速逐漸回落,2016年和2017年出現負增長。

  當前,我國社會結構仍處于快速調整變化過程中,社會流動和社會結構尚未定型,仍然有較大的調整變化空間。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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