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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東:新中國七十年昭君文化的研究與傳播
2019年09月23日 15:0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紹東 字號

內容摘要:新中國建立后,昭君出塞象征的民族和平友好的蘊意與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關系的準則高度契合,昭君研究進入了全面、持久繁榮的時期。不僅研究的主題、觀點有了巨大改變,研究的領域與深度也前所未有的發展到了一個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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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漢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真誠附漢的呼韓邪單于朝拜漢元帝,并表示“愿婿漢氏以自親”。為了維持和鞏固漢匈間難得的和平局面,漢元帝答應了呼韓邪單于的請求,選宮女隨嫁。以良家子身份選秀入宮的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主動要求嫁于呼韓邪單于。來到漠北的王昭君,極力維護漢匈間的和平友好關系,北部邊境出現了“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安定太平局面。昭君出塞的歷史在《漢書》《后漢書》等早期文獻中記載的比較簡單,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創作了許多關于昭君的故事和以昭君為題材的詩詞歌賦,將歷史的昭君與藝術的昭君密切結合,借此抒發自己對家國命運、人生際遇、胸中憤懣的感懷。但總體來說,在封建社會,昭君題材的作品更多表達了人們對昭君的同情,并借吟詠昭君表達對社會的不滿和控訴,昭君在古代社會被塑造成了悲怨的形象。新中國建立后,昭君出塞象征的民族和平友好的蘊意與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關系的準則高度契合,昭君研究進入了全面、持久繁榮的時期。不僅研究的主題、觀點有了巨大改變,研究的領域與深度也前所未有的發展到了一個嶄新階段。

  一、 從悲劇形象到正劇形象:昭君研究主題的轉變

  在封建社會,歌詠昭君的作品以憐其遠嫁、憤其失節、苦其境遇、鳴其不平為主調,充滿了濃厚的悲怨氣息。新中國成立后,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瞻遠矚,從歷史唯物主義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的現實需要出發,給予昭君出塞以充分的肯定與贊揚。1957年,周恩來總理在全國第一屆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講“王昭君是對發展中華民族團結有貢獻的人物”。1963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參觀昭君墓時寫下了“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漢和親識見高,詞客各抒胸臆懣,舞文弄墨總徒勞”的著名詩句。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影響和帶動下,歷史學者和文藝工作者紛紛肯定昭君出塞對漢匈和平友好作出的貢獻,贊揚昭君自愿出嫁呼韓邪單于、掌握自身命運和追求個人幸福的行為,昭君形象由悲劇人物變成了正劇人物。

  1961年2月,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從西漢的和親政策說到昭君出塞》一文指出:“昭君出塞這個歷史事件是標志著漢與匈奴之間友好關系的恢復,而王昭君在友好關系的恢復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希望文藝工作者 “應該替王昭君擦掉眼淚,讓她以一個積極人物出現于舞臺,為我們的時代服務。”翦伯贊的文章引起了學術界的巨大反響,《光明日報》《內蒙古日報》及其他報刊雜志都刊登文章,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芒潔發表了《在藝術形象上還王昭君本來面目》的文章,支持翦伯贊的觀點。林幹發表文章《論昭君出塞》,認為昭君出塞播下了漢匈兩族和平友好的種子,是應該肯定的政治大事。通過討論,學術界逐步形成了共識,那就是肯定王昭君的歷史作用,還王昭君以主動出塞的歷史面目。《內蒙古師范學院學報》1962年第1期發表余尚、芒潔的文章《王昭君——民族友好的使者》,將王昭君定位為民族團結的友好使者。隨著人們對昭君精神認識的逐步深化,曾文貴等學者在《論昭君和平女神形象塑造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中提出,應該將昭君塑造為“和平女神形象”,讓昭君精神“導引我們走向公平、包容、持久和平、普遍繁榮的美好的明天”。作為一名女性,昭君身上既凝聚了中華民族傳統女性的美德,也體現了高尚的愛國情操和自強不息的精神。1986年林幹發表文章《試論王昭君藝術形象的塑造》,認為王昭君是“淳樸善良,能舍己為人,倔強,不獻媚取寵,明大體,有膽識的不尋常的女子”。也有學者從中國歷史上“四大美女”的角度,將王昭君與其他幾位美女比較,認為王昭君集“真善美”于一體,是最理想的女性形象。

  二、 昭君出塞的綜合研究與“昭君文化”概念的提出

  昭君故里湖北與昭君出塞目的地內蒙古較早開始了對昭君的綜合性研究。1979年,林幹、可永雪、余國欽編著的《昭君與昭君墓》作為介紹昭君的綜合性讀物出版。同一年,湖北興山文化館也編寫了《王昭君及其故里》的讀物。1994年,林幹、馬冀編著的《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是學界第一部對王昭君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引起了較大反響。

  隨著對昭君出塞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關注到了昭君的故事越來越豐富,人們對其寄托的情感與發掘的意義越來越多元這一現象,稱之為“昭君文化現象”。1997年,呼和浩特的專家、學者、領導集思廣益,明確提出了“昭君文化”的概念,倡導將昭君研究與民族團結和實際工作密切結合。1998年,國內外第一個以昭君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會”成立。2004年,該研究會組織出版了《昭君文化叢書》,叢書共5冊,包括馬冀、楊笑寒主編的《昭君文化研究》、郝誠之撰寫的《昭君文化與民族經濟》、可永雪、余國欽編寫的《歷代昭君文學作品集》、李世鑫編寫的《昭君圖冊》和巴特爾主編的《昭君論文選》。這套叢書的出版,是當時昭君文化研究的集大成果。其中,馬冀、楊笑寒主編的《昭君文化研究》是國內外第一部全面、系統研究昭君文化的理論性著作。在昭君的故里湖北興山,2009年組織出版了一套《昭君文化叢書》,由鄒志斌、蔡長明主編,包括《傳說卷》《論文卷》《散文卷》《圖冊卷》等,將昭君文化與興山地區文化密切結合。2015年蔣方出版專著《漢月邊關萬古情——昭君與昭君文化》,該書以昭君出塞的歷史及昭君文化為研究對象,在寫作風格上既保持了嚴謹的學術性,言而有據,又做到了表達流暢,雅俗共賞,是一部昭君文化綜合研究的力作。

  三、昭君文化若干問題的專題研究

  70年來,學者們圍繞昭君出塞和昭君文化,展開了一系列的專題研究。一是關于昭君故里的研究。1980年,周凝華發表文章《王昭君故里考》,指出昭君是西漢秭歸人,三國時吳景帝永安三年(前260年),吳分秭歸北部置興山縣,昭君故里就劃歸了興山縣。1982年,翦伯贊的遺作《王昭君的家世、年譜及有關書信》發表,亦考證認為昭君是秭歸人(今湖北興山人)。1985年,祁和暉發表文章《王昭君籍貫族屬異說》,認為王昭君出生于武陵(今巫山),是土家族的“蠻夷”女子。1989年,王輝斌發表文章《昭君故里新考》,認為王昭君出生于四川省(今屬重慶市)的巫山縣。1991年,崔明德發表文章《關于王昭君的幾個問題》,認為在沒有新的過硬的史料發現之前,最好還是將昭君的籍貫定位于今湖北興山縣。

  二是關于昭君出塞路線的研究。1986年, 林幹在《試論王昭君藝術形象的塑造》一文中,明確考證出昭君出塞從漢都長安、左馮翊、上郡、西河、朔方、五原七郡,也就是沿秦直道來到了北方。這一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2009年,山西學者靳生禾發表《昭君出塞與蹄窟嶺芻議》,提出昭君出塞所行路線為雁門關、殺虎口一線的通塞中路,劉志堯、劉溢海亦主張此說。2014年,王子今發表論文《關于昭君北行路線的推定》,2015年,筆者曾發表文章《論秦直道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線》 ,進一步申明昭君出塞走秦直道說。總體上看,主張秦直道說的學者更注重利用《漢書》《后漢書》等較原始的史料,主張通塞中路說的學者則比較重視民間傳說史料。

  三是深入探討昭君藝術形象何以長盛不衰的原因。1982年,林麗珠發表《論昭君藝術形象的產生與歷久不衰的奧秘》的文章,指出:“王昭君故事的豐富流傳,王昭君藝術形象的永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使之然。”1993年,馬冀在《王昭君魅力長存的奧秘》一文中認為:“置于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的王昭君不斷受到社會現實、民族心理、文化習俗等八面來風的沖擊,在多維的時空中不斷與接受者的心理期待相融合,在中國人民中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筆者則在《多民族視角下的昭君文化傳播研究》中認為:“社會精英、人民大眾、不同民族成員都參與了昭君事跡的傳播與昭君文化的創造。”

  近年來,學者們關注較多的是昭君文化的現實價值研究。1985年薛正昌發表文章《民族團結的象征——兼談昭君出塞的動機》,認為王昭君“在我國兩千年前的民族關系史上,立下了豐碑,譜寫了一曲感人的民族團結的贊歌。”劉加洪的文章《從“昭君出塞”探討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指出:“在中華民族的融合、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王昭君以和親出塞的特殊形式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伏來旺發表文章《以昭君文化為載體,積極推進統一戰線凝聚力工程》,提出:“弘揚昭君文化蘊含的偉大民族精神,與統一戰線海內外聯系廣泛的優勢相結合,為構建和諧內蒙古凝聚愛國的力量。”各地將昭君文化與社會發展密切結合,注重發揮昭君文化的旅游功能,體現昭君文化的現實價值。曹詩圖等人的論文《昭君文化旅游開發的現實意義與戰略構想》,認為應該 “將昭君文化開發與旅游業有機結合起來,構建有地域特色的昭君文化旅游產業鏈”。武高明的文章《弘揚昭君文化,提高服務水平,建設民族文化旅游精品景區》,閆秦勤、曹詩圖的文章《試論興山昭君文化旅游的深度開發》等,分別探討了呼和浩特地區、興山地區發展昭君文化旅游的思路與經驗。

  四、昭君文化的廣泛傳播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昭君文化不僅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豐碩成果,而且昭君文化的傳播也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周總理曾指示曹禺寫一篇歌頌王昭君的劇本,1978年,曹禺的歷史話劇《王昭君》發表,劇本歌頌了昭君主動出塞的精神和為民族和平友好作出的貢獻,將昭君形象由“哭啼啼”變成了“笑盈盈”,并引起了關于昭君問題的大討論。此后,在不同的時期,以京劇、舞劇、電視劇、電影、昆曲、協奏曲、雕塑等文藝形式歌頌昭君出塞的作品不斷涌現,昭君作為和平友好使者的形象逐漸確立并日益豐滿。

  為更好地研究和傳播昭君文化,各地陸續成立了昭君文化研究組織。1998年,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會成立,這是全國第一家昭君文化研究組織。接著,成立了內蒙古昭君文化研究會。2006年,成立了興山縣昭君文化研究會。2008年,成立了中國民族學學會昭君文化研究分會。2009年,聯合國第二十一屆“國際科學與和平周”授予中國民族學學會昭君文化研究分會“國際科學與和平周特別貢獻獎”。2018年,湖北省宜昌市成立昭君文化促進會。陜西榆林、山西忻州也陸續建立了昭君文化研究會。各地昭君文化研究會積極組織學術研究、考察調研、會議研討、作品出版等活動,推進了昭君文化研究的深入與普及。

  政府推進是昭君文化研究與傳播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2000年,呼和浩特市確定了“以草原文化為底蘊,以昭君文化為特色,以先進文化為方向”的文化建設方針。1999年,呼和浩特市將傳統的民間性質的“昭君廟會”升格為市委、市政府主辦的第一屆“中國·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節”。截止到2019年,已經連續舉辦了20屆,取得了非常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獲得了“中國最具發展潛力的十大節慶活動”等榮譽。1988年,湖北興山縣舉辦了首屆“昭君藝術節”,此后這一節慶活動成為了昭君故里的一張靚麗名片。2015年,在湖北興山縣舉行的“昭君文化論壇”上,各地企業家提出“攜手打造昭君和親經濟走廊帶”的設想,成立了“昭君文化經濟帶企業聯盟”,以昭君文化為紐帶,探索將文化與產業融合發展之路。

  通過七十年來昭君文化研究與傳播的歷程可以看出,昭君文化的內涵具有鮮明時代性、與時俱進性、成長創新性的特點。昭君文化的主流是進步的、積極的、向上的,是有利于民族團結、社會和諧和個人發展的,這是昭君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昭君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相信今后昭君文化的研究會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重視,其傳播也會越來越廣泛和深入。

  (作者系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教授,中國民族學學會昭君文化研究分會副會長)

作者簡介

姓名:王紹東 工作單位:內蒙古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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